判决、解释与道德识别

德沃金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高雅的迷信而是整体性”^①以此为信念，德沃金在他的《法律帝国》中，建构了他的整体性法律解释理论体系，即把道德原则、社会问题和政治理论等都纳入到法律解释的过程，把法律尽可能地还原到应然状态，并揉和了事实与价值、认识与意志、拒斥了法律的纯粹性与单一性。     

法律的“内在道德”的两个维度——再访富勒自然法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富勒新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也是解读富勒法律理论的重要线索之一。 作为法体系的内在道德，是现代自然法复兴的产物。理解内在道德的关键在于揭示其可能蕴含的形式维度与 接受维度。从当代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争论的情况来看，形式维度的内在道德证明了法体系中包含必然的道 德，在这个层面上打击了“分离命题”，接受维度的内在道德却可以和实证主义的“来源命题”兼容。由此，富 勒的程序自然法进路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超越传统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框架的新法哲学可能。     

法主德辅：历史与现实的理怀抉择

本文根据对法律与道德的性质和负面效应的分析，认为依法治国离不开道德关怀，以德治国更需要法律保障。只有将法律与道德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法主德辅”，才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当代美国自然法理论走势

自然法理论可从道德的、法律的等多个角度加以探讨。凡主张法之为“法”必得满足道德要求 ,或者说 ,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乃法具备的道德性这一观点 ,均属“交叠理论”。然 ,交叠理论与概念性法哲学相互交叉、渗透 ,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本文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当代美国自然法理论的基本走向和流派进行了考查 ,其中 ,尤以菲尼斯、富勒和德沃金等人的理论为重。     

原则与法律的来源——拉兹的排他性法实证主义

解读任何一位重要的法理学家,都不止需要一种解经式的典籍阅读的耐心,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对其置身的法学主流思想变迁及其背景的宏观洞见能力,所以任何重要法理学家都有被误读的可能,但也有被反复咀嚼的必要。本文志向宏大,通过选择解读法理学家拉兹的理论,意欲在当今法理学主流变迁的思想纷呈中截取一段具有象征意义的思路,加以透彻的评价,从而传递出有关当代法理学核心论域为何的一种信息。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了背景分析方法,并力图在一种骨架探索的策略下点描拉兹的核心思想,因而不无启发意义。作者认为,拉兹是在“德沃金对哈特”的那场当今法学领域至关重要的学术论战的激发下,以一种回应型姿态,维护和发展正统法理学的理论。针对德沃金提出的原则理论以及由此展开的对于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赋予以承认规则支撑的法律规则体系以确定性和与政治道德的区隔性的努力的颠覆式批评,拉兹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发展一种“排除性实证主义”的强硬立场(与科尔曼等人的包容性实证主义的妥协立场不同)对德沃金进行有效的反批评。这一立场的关键是,应在根本上否认德沃金有关“原则是法律的组成部分”的主张,因为通过“社会来源命题”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原则并不具有效力因此存身在法律之外,由此可以关上德沃金试图打开的法律与政治道德沟通的大门,从而维护法律实证主义的纯粹性。     

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 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关系透视

“恶法命题”是处理道德-法律关系的静态法哲学的核心命题,由于预设了不同的法律观,两个恶法命题非但不构成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反对关系,反而在理论功能、实践效果上具有统一性。恶法命题的真实意义存在于广义的守法环节。守法义务理论既是恶法命题在动态的守法领域的延伸、拓展和应用,又是对恶法命题的呼应、落实和证成。具有耦合关系的恶法命题和守法义务命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分别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两个“道德命题”和两个“分离命题”,由此形成的“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既从理论上说明了两大法学派“不同而相通”是如何实现的,也解释了二者共同维护正义、自由、法治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论实现了法哲学从静态到动态的跃迁,是两大法学派相互争辩、借鉴并彼此补充、深化的结果。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法治的法律:人化的道德

本文以探讨法治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宗旨，提出了法治之法律是人化的道德这一新的命题。文章认为，一方面，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另一方面，法治也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人化道德的基本要求是公平、普遍、人权、自由、秩序、公开、程序和发展等，相应地，法治之法律必须以记载并确保主体的这些道德精神需求为宗旨。文章还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以法治推进道德，可否？”这一问题，并给予相关的回答     

权威命题与来源命题——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的一种论证理路

来源命题(the sources thesis)指的是法律的存在及内容完全是一个社会事实问题,拉兹用来自权威的论据(即法律必然主张合法性权威)来论证这一命题。同时拉兹也以权威论据批判德沃金的融贯命题和Coleman的道德安置命题(moral incorporation thesis),并最终表明,来源命题是唯一与权威论相符合的理论主张。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问题域与分析方法——评布莱恩·比克斯的《法理学:理论与语境》

比克斯的<法理学:理论与语境>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因为作者力图尽量扩展法理学的论域,以容许法律理论在边界清晰的前提下论适度地入侵政治理论、经济学、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社会理论和宪法等领域.全书的内容涉及了--法律理论的问题、方法及一般法理学的可能性,当代几位影响巨大的法学家的法律理论(哈特、凯尔森、菲尼斯、富勒、德沃金)...     

＂一厘米主权＂下的司法道德底线

法律不是道德，但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提出“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命题的英国法学家哈特认为，某些行为规则是“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守住底线”异曲同工。想到哈特的这个命题，是因为这天所见的两条“放哨”的新闻：     

实用主义批判与保卫“道德”理论一评德沃金的《身披法袍的正义》

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的作用问题确切是指,规范性的道德理论在法律实践中是否具有内在的构成意义.围绕此一问题,在《身披法袍的正义》这本书里,德沃金在澄清法律之教义性概念的性质的基础上,分别通过对实用主义的哲学版本和法律版本的检讨,对法律实践中的道德理论进行了捍卫.具体来说,一方面,实用主义的哲学版本诉诸于形而上学论据,其所处的外在怀疑论立场实际误解了道德客观性的性质；另一方面,实用主义的法律版本所推荐的结果导向的试验性方法则完全是一种空洞的论据.德沃金对实用主义的深入批判把我们引向了他所力荐的理论内置型方法,这一方法表达了法律实践对道德理想的内在允诺以及对犬儒主义的坚决抵制.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的追问与反思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已为我国宪法学界普遍接受，基于不同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学者们对该命题的理解大致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种学说，即“民事权利冲突说”“法律利益冲突说”与“人性需求冲突说”。就前两种学说的理论基础而言，无论是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抑或是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均挑战了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误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法律利益相混淆，使基本权利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约束私人行为的最高依据，从而模糊了宪法与部门立法之间的界限，背离了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精神。而从人性的根本需求出发理解基本权利，则直接消解了基本权利的规范效力，使之成为一个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基本权利冲突命题能否成立值得进一步追问与反思。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边界划定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而准确划清这两大行为之间的界线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的适用,通过对中外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及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评判了中外各种主要的划分理论,肯定与提出了以“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合说”为基础的“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离并且已经生效”的划分标准。     

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德字自商代出现,其最初的含义是“以弓缚首,牵之以祭”,用来赞美征服者的胜利。德在西周时被赋予普遍道德的含义,并由此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政治法律观念。春秋末期产生的儒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德治”的理论。德观念的演变正是那个时代社会大变革的反映。     

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判决结果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其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尚需探讨。本文以许霆案为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阐明其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的潜在威胁及其对“合法、独立、平等”的司法原则之核心价值的影响。     

从罗马法的道德基础看我国法治

本文试从西塞罗的《论义务》中提炼出作为罗巴法道德基础的古罗马道德观，分析其在罗马法中的体现及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在确认社会道德观对于同一时期法治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参照罗马法道德基础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转变法律权威来源；”、“以超前立法唤起法治精神”、“设立公民不损于已的利他义务”等建设性意见。     

《行政强制法》中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定

文章基于中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再一次理论研究的热潮,注意到《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而准确划清这两大行为之间的界线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的适用,通过对中外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及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有保留地肯定了以“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合说”为基础的“期待当事人的自我履行”的划分标准.     

法律与道德

法律与道德，这组法哲学研究中永恒的关系命题，自法律从道德母体逐步剥离之始起，便注定要经历一段相互碰撞、融合的漫长的发展时期。法律是社会制度领域的表率，而道德则归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虽然两者同属于社会领域内的上层建筑，而法律更是源于阶级社会产生的道德衍生，但是不同的范畴归属，却使它们在社会生活的运行中存在着许多难以完全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然而，让人不可忽视的是，在当今的社会存在形态下，法律与道德这对关系有些“暧昧不明”的社会秩序维系者，势必会因为社会传统、经济模式、时代价值等一系列他物因素的共同影响，而长期处于一种相互依持、相互弥补的共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