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商事主体规范与公司立法

公司法是规范基本商事主体的主要法律。公司立法对基本商事主体规范的方式不同,反映了不同的公司法理念,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商事主体体系的构建。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对此分别采用了合并式立法模式和分离式立法模式,前者充满"责任形式"和"社团性"核心特征,后者凸显"独立人格"和"财产运作方式"核心理念。我国公司立法模式别具一格,尚存淡化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各自不同的核心特质之缺憾。为完善基本商事主体的规范,我国公司立法应当坚持分离式立法模式,重新审视公司运作的法理基础,突出不同种类公司的核心特征,注重疏通不同种类的公司之间及其与合伙企业之间转换的法律路径。     

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研究

区分制是相对于单一正犯体制而言的一种共犯制度模式,其特点在制度外观上表现为在总则中为参与犯设定专门的处罚条件,在制度内涵上表现为将参与犯与实行犯区别对待。在大陆法系国家,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有区别参与犯样态规定处罚条件,对应规定个别化处罚原则、区别参与犯样态规定处罚条件,等价处罚、统一规定参与犯处罚条件,等价处罚、统一规定参与犯处罚条件,按照参与性质和作用确定处罚等具体立法样态;主要英美法系国家的共犯立法也属于区分制模式,其通过未完成罪和狭义的共犯两种不同的刑事责任原则为参与犯设定处罚条件。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侦查终结若干问题之比较研究

一、侦查终结之立法模式比较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在侦查终结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立法模式。这是与它们不同的诉讼理念分不开的。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庭审中心主义 ,认为开庭前的侦查只是为庭审做准备的 ,法庭审理才是案件处理的关键。因而法律对庭审程序规定的极为具体 ,而对开庭前的侦查和起诉程序则规定的极为简略。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诉讼阶段论 ,侦查被认为是组成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与起诉和审判共同构成刑事诉讼流程。三者无所谓孰轻孰重。侦查终结作为侦查和起诉之间的分水岭 ,自应由法律做出明确规定。另外 ,英…     

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

正外国的刑事立法体例上,自然犯被规定在刑法典中,法定犯则被规定在附属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或者特别刑法中。由于我国立法者将自然犯与法定犯规定在一个刑法典中,于是形成了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其中,既有分别规定,也有混同规定。混同规定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形:第一,将较轻的法定犯当作较重的自在     

价格垄断及立法规制

虽然各国立法分类和理论研究都没有将价格垄断作为一般规制对象而单列,但并不能由此否认价格垄断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价格垄断行为的立法规制有两种立法体例:一元管制和二元管制。我国采二元管制的立法体例,即国家对价格的监管除了通过反垄断法或竞争法外,还制定专门的综合性价格法。反价格垄断法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互相关联、衔接和配合的。反价格垄断法律规制对象有:垄断价格、固定价格、价格歧视和低价倾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评析

对于如何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由于法律渊源、诉讼理论的不同，世界各国大体上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模式，即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民事赔偿的请求，由刑事审判组织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另一种则是英、美等英美法系国家通常所采用的刑、民分审的立法模式，即不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被告人提出民事赔偿的请求。     

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的制定

“知识产权是私权” ,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所确认的基本原则。鉴于WTO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贸易方面最主要、影响也最为广泛的组织 ,而TRIP业已成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条约 ,因此 ,可以认为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是承认或不得不承认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的私权也即民事权利属性其实在我国立法中早已得到确认 ,《民法通则》即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内容。从世界范围看 ,英美法系国家中 ,由于没有法典编撰的传统 ,知识产权法一般是采用单行法的立法体例 ,…     

修改与完善《农业法》若干法律制度的思考

基于现阶段国家保护、支持农业的理念及产业政策的确立和现行<农业法>指导思想、体例结构与重要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与并结合我国国情,分别对现行<农业法>中的农业投入、农业补贴、农村金融、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法律制度的完善或重构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公证立法与物权立法的交错

一、公证应当成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经前置性程序 (一)从物权变动模式看,我国采取的权利登记制和实质审查制为公证制度的引入提供了制度性前提. 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是指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二是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从我国物权法草案的规定看,我国采用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基本上属于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之民法法源研究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就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和保险代位求偿实务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采取定性分析法,提出在中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是民法中“公平原则”与保险法“补偿愿则”所奥合而成的必然产物,其民事本质为法定的债权转移。在该定性的前提下,对中国现行立法中的相关规定加以解释梳理,结合司法实践对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下的不同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民法的角度对该制度加以完善,以求解决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民事裁定立法体例考察

民事裁定的立法体例影响着其在诉讼过程中的功能发挥和价值体现。优化的立法体例是以清晰、简约为外部特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者对该制度的设计初衷为内在要求的。我国当前的民事裁定立法体例尚处于未能构成体系的初始化阶段。建立健全民事裁定立法体例是目前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所应注意和考虑的重要方面。     

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探析

边区政府创制民事法律的活动,是边区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在创制民事法律的过程中,边区政府采用了单行法为主的法律创制方式,同时,又以自主创制民事法律与有条件地援引国民政府法令相结合,自立创制与有条件地援引国民政府法令相结合,成文法与习惯法互补,法的实施与司法解释,重点创制与逐步完善相结合,以及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和划分总则与分则的立法技术。这些方式,使边区的民事立法与边区的实际紧密结合,其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重视调查研究,注重法律创制和边区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法,为当代中国的法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论商主体的独立价值

在我国究竟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体例的争论中,商主体的独立价值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商主体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商主体的独立价值在于其能够独立于民事主体而存在,并通过立法加以确认,从而使得商主体制度发挥其不同于民事主体制度的特殊作用.因此,在我国现有的具体商主体的基础上,构建我国一般商主体制度,对所有商主体作统一的法律规制是必要的.     

保赔协会法律地位研究

综合运用民商法学、海上保险法学、国际法学等学科知识和基础理论,结合经典案例,通过考察英美法系国家海上保险立法和实践,对保赔协会的法律地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法律地位的立法完善提出建议。     

现今中国民法典编纂借鉴德国民法典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和澳门的法制实际都是在借鉴和继受大陆法系法制,特别是德国法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无论从法律传统还是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事立法及将来的法典编纂没有特别的理由偏离这一既定取向。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规则和制度上借鉴吸收英美法系法制内容,以补充和完善整体法制。在此过程中,有两个基本而重要的制度及其理论直接涉及德国法制,即：民商分立和物权抽象原则。根据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以及对民商法特征的分析,我国未来的民法典编纂仍应采取民商分立的模式,而且这实际已是一种现实。至于在德国国内始终存在很大争议的物权行为理论或抽象原则,我们则不应完全照搬,而要从中寻取启发,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思路,建立一种较容易理解、较接近实际生活和便于操作的物权理论及其相应制度。     

我国《物权法》登记对抗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思考

作为公示的一种重要方式,登记规则在物权法尤其是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分量。我国在物权变动登记规则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了登记对抗模式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的做法,但其立法理由经不起推敲。登记对抗模式与登记生效模式共存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共存的问题。而登记对抗模式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物债二分的五编制民法体系不相协调。未来立法终将并且必须贯彻登记生效模式以与现有物债二分的民法体系相协调。     

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模式悖论--基于商法规范如何安排的视角

在民法典立法中,商事法律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民法典立法的成败,甚至影响中国法治进程、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民事立法模式既非民商分立也非民商合一,在民法典立法思路上坚持民商合一的模式,却选择民商分立模式下的民法典作为范本,在逻辑上存在悖论.民法典立法不是要适当增加商法规则,而是要根据商事活动的需要,实现民法与商法的体系化,这完全是因为商法规则的特殊性决定的.民法典应该具有开放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     

民法典时代的经济法体系构造——兼论《经济法通则》的结构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历时60余载,期间几经起落沉浮,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的“标本”。随着民法典的定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将进入国家治理的法典化时代。与此同时,与民事立法齐头并进的经济法也面临着对既有单行法体系化整合的任务,以解决“经济法是个筐,什么法都能装”的窘境。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法与经济法立法的演进轨迹看,民法的法典化之所以相对容易,是因为民法具有明显的法律移植属性,并存在可资借鉴的大陆法系成文民法典,而经济法的法典化纯粹是首创,其难度可想而知。民法典之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其他重要法律部门的法典化,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由之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短时间内难以成典,则可以采用逐步推进的方法,首要任务是从理论上完善经济法的体系结构,增强经济法体系结构的科学化、体系化和逻辑自洽性,使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等相互衔接、相互协调,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治体系。     

俄罗斯公司立法综论——兼与中国公司立法比较

俄罗斯的公司立法起步很早,但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相对独立的公司法体系。传统上,俄罗斯采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在民法典之外,仍制定有公司单行法,并与调整公司关系的总统命令和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最高仲裁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一并行使调整公司关系的职能。俄罗斯公司立法注重对私权利的维护,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实践中的公司利益冲突不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也损及股东权益。有鉴于此,立法者不得不修订法律条文,增加强制性规范,强化公权力对公司活动的干预。这虽然与我国公司立法的趋向刚好相反,但两国立法的最终目标都是在寻找一个自由与干预的最佳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