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策执行逻辑——一项基于Y镇包村干部角色的分析

包村干部处在连结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乡村政策执行"节点"上,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掌握的行动资源、运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取得的治理绩效,为揭示乡村场域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约束下的基层政策执行逻辑提供了一种微观视角。在乡土社会中,通过包村干部的衔接,政策的执行体现出国家权力主控逻辑与乡土社会自主逻辑的非均衡耦合。故此,合理重塑包村干部的角色功能,对于改善乡村政策执行与推进村治现代化,有着积极助益。     

城中村征地拆迁中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及其生成逻辑——以西安市Y区Z村征迁事件为例

村干部在城中村征地拆迁这类利益密集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多数研究都是在"国家与社会"框架内讨论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论文通过构建一个"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的分析框架,对西安市Y区城中村Z村征迁过程中的三个主要事件中梳理出村干部具备的四个身份:地方政府"代理人"、征迁过程中的"谋利者"、村民"当家人"、钉子户"游说者",其生成逻辑来源于村级组织官僚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与村干部的互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以及村干部自身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对村干部多重身份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双向嵌入:农村经济能人与基层政府行为——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与基层政府的行为紧密相关,也受到农村社会自身力量的制约。以基层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和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影响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两大要件。基于比较个案的研究显示,在城镇化项目建设中,乡村社会当中的经济能人会扮演"直接投资者""决策参与者""乡村社会的利益争取者"等三种不同角色。而基层政府则会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包括"财政收益驱动下的合作共谋""利益博弈中的被动介入"和"官僚制逻辑下的主动干预"。本研究将国家与社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及其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归结为"双向嵌入",并强调与以往强调社会力量行动策略的理论进路不同,国家在达成自身目标过程中对社会的主动渗透成为"双向嵌入"的原始动力。通过对农村经济能人角色和基层政府行为的解读,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利益再平衡,认为城镇化建设需要尊重社会主体的行动逻辑,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形态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成败。     

标准化、自由裁量权与街头博弈:贫困治理情境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L乡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乡精准识别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情境经历了从制度情境到行为情境再到关系情境的转换。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的嵌入过程中,国家通过技术性的标准嵌入、识别流程的无缝隙对接及对标准的监控等机制,构建了贫困治理场域的"控制权"。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向行为情境的转换过程中,基层官僚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贫困识别在实践中呈现标准的"合法性变通"、识别流程的简化及特定贫困群体被故意"剔除"等面向,"强约束下的变通"成为精准识别政策执行中的形态。而在贫困治理关系情境的场域,基层官僚与村民通过对博弈情境的控制及"违规空间"的建构,贫困治理关系情境在实践中是一种低制度化均衡的关系。贫困治理情境路径的转换,体现了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呈现规则软化的特性,国家在贫困治理场域是以一种"有限国家"的角色存在。     

“翻译者”模式与村治实践

村干部的村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所期望的"当家人-代理人"模式.部分村干部以乡村权力结构中特殊的地位为基础,以掌握乡村话语权为依托,穿梭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躲避各种矛盾,推脱应有职责,谋求自身利益,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翻译者".虽然"翻译者"模式的出现有其客观理由,但其危害很大,将影响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引发村干部信任危机,使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更加困难.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消除"翻译者",培养"当家人-代理人",需要保障村干部合理的利益要求、培育农村新的话语主体、改革压力型体制和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     

“理解性吸收”政策与“理性偏好”行动: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逻辑机理分析

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基于区域性经济社会差异及地方政府的综合考量,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各级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实践中当代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独特的地方实践逻辑。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有时这两种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在具体执行政策过程中,在不碰触国家底线基础上,地方政府会结合自身利益"理解—消化—吸收—转化"国家政策,然后再产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同利益主体存在各自利益偏好,上级政府借助科层体制将任务"理性"分解到下级政府,基层政府会借助政府权威逐步将成本转嫁给乡村社会。最终,实践中国家政策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这正是当代农村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逻辑,也是转型期国家公共政策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的重要原因所在。     

国家行政嵌入与农村低保政策实践逻辑变迁——以贵州D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正式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运作在基层治理中有很强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正式规则模糊地带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在于乡土社会治理传统的强烈惯性。本研究基于贵州省D村的实地调研素材,通过对当地低保政策实践逻辑的变迁进行梳理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后,在国家规则化方向上形塑了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了从民间自发治理到国家自觉治理的转变。但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嵌入增强了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无法精准对接村民生活生产实际的状况,因此处理好行政嵌入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尤为重要。     

公共性表达:政策议程构建中的媒介参与

公共性是媒介参与政策议程构建的逻辑内涵,其在政治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政治化两个层面完成了媒介参与的公共性价值。在三种不同的政策议程模式中,媒介通过不同的功能与角色实践着其自身的公共性表达。对于政府而言,需要从管理规范、民主协商、制度引导三个方面实现对政策议程构建中媒介参与的政治性回应。     

公共性表达:政策议程构建中的媒介参与

公共性是媒介参与政策议程构建的逻辑内涵,其在政治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政治化两个层面完成了媒介参与的公共性价值。在三种不同的政策议程模式中,媒介通过不同的功能与角色实践着其自身的公共性表达。对于政府而言,需要从管理规范、民主协商、制度引导三个方面实现对政策议程构建中媒介参与的政治性回应。     

论不同地区村干部性质的差异性

村干部是国家与农民的重要联结,理解村干部的现状与性质具有十分重要而基础的意义。同样的村干部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经历了"老好人"当村干部、"狠人"争当村干部、"老好人"村干部成主流、村干部逐步"中农化"及村支书全职化等过程。在沿海发达地区,呈现苏南农村村干部职业化、珠三角农村村干部高度职业化与科层化、浙江农村村干部由企业家兼任的现象。不同的村干部性质是由村庄事务决定的。中西部传统农业型村庄由于村庄治理任务不重,"中农"作为村干部主力应是最佳选择。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复杂的治理任务需要专业化村干部队伍,浙江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决定了专业化村干部队伍不可行。因此,中部地区村干部的中农化可以保证在不脱产和只拿误工补贴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愿当且可以当好村干部;苏南上海农村村干部的高度职业化使国家具有能力开展有效治理;珠三角地区村干部因受到村民内部压力而倾向做当家人而非代理人;浙江应通过联村干部制度及运动式治理来应对村级治理中的各种繁多复杂事务。     

政治势能的阶梯：走出多重制度逻辑之困——以G县P村脱贫攻坚政策执行为例

政策执行往往陷入多重制度逻辑之困中，阻碍政策变现与政党目标的实现。从政治势能的视角探究脱贫攻坚政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党政联合发文意味着党的领导在场，党的领导凭借结构性政治势能(领导小组)与身份性政治势能(第一书记)的优势，经由宣传与概化信念等过程统一政治信念，将多重主体的制度逻辑塑造为统一的价值性政治势能，以此走出多重制度逻辑之困。党政联合发文与党的领导在场是脱贫攻坚政策有效变现的政治逻辑。趋势、权势、声势与造势、概化信念与借势做事构成政治势能的阶梯，阶梯越高，政策变现越快。政治势能的阶梯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中介，构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特色。但是，应注意避免政治势能的泛化，可以从制度化入手对政治势能进行规范。     

政策何以落实?——政策执行研究的源起、演进及主要理论

政策执行即贯彻、落实政策的活动与过程。政策执行研究经历了三代暨三种研究途径的演进,即第一代自上而下的研究、第二代自下而上的研究、第三代的整合型研究,每一种研究途径都形成了若干理论和研究模型。其中,对负责政策执行的主体——官僚组织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点领域,埃尔默的"政策执行组织模型"理论和李普斯基的"街道层官僚"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成果。关于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目前已大致形成了"官僚制模型"、"政治动员模型"和"博弈模型"三种理论模式,三者各有其短长,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政策执行中政策失败的原因与解决对策

政策执行研究的学术渊源来自于传统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基于两分法本身一直受到批判,使得对政策执行的研究长期以来被静态地当成政策系统的一个环节来处理。政策失败主要产生于政策执行过程,同时这种政策失败在政策制定阶段是没有预设的。通过利益分析的方法以及批判性的论辩方式对政策失败进行分析发现,产生政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的利益化以及公民权利的抽象化。解决政策失败的首要方向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公共部门去利益化,以及通过公民权制约行政权。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的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家庭医生制度是一种逐步实现分级诊疗制度的的基础手段,但目前家庭医生政策的执行实际情况与预期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政策方面存在制度不完善、执行机构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滞后、目标群体方面居民与医生之间信任感不足、政策环境方面国家关注与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而不约"的政策执行偏差现象较为突出。本文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切入,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的基础上,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所处政策环境四方面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并讨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及其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安全化进一步显性化,贸易安全化甚至替代贸易自由化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以服务于其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美国贸易安全化转型的深层原因,是其主导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已经不能保障其实现霸权利益,反而使其在国内外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美国需要打破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制约,重构国内经济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以重新整固美国霸权利益,而贸易安全化就成为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选择。美国重构世界贸易体系的逻辑已经从经济逻辑转向安全逻辑。在实施路径上,美国在国内外推动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统一战线,对中国强化进攻性的单边主义政策,对盟友重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政策。美国的贸易政策安全化使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失序的时代,中美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领域的脱钩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可能形成“等级化”的市场和规则体系。     

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主体分析

在政策议程创建过程中政治领袖依靠其法定权威和个人影响力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利益集团则凭借其专业优势和利益整合能力,通过持续而有力的参与成为左右政策议程走向的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要求通道"和"议题游说者"的角色;政策企业家则是某些政策理念或政策方案的积极倡导者和开启政策之窗的推动者;同时,随着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公众正成为影响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这些主体价值取向、利益偏好和行动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政策议程创建的内在逻辑。     

国家利益、体系角色与美国对外结盟政策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各理论流派存在分歧,但就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而言,其内涵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可分割.外交政策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随着国家利益的变迁而不断变换.通过外交政策的运作,国家实现了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确定了国家的体系角色,进而对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形成了回馈,推动了国家对外结盟政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