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议题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终目标都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价值、组织、制度、技术和财政等基本要素。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构成了现代国家公共生活领域丰富多彩的内容。根据这些要素,分析理解当前我国发展新常态下国家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基本议题。     

流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与路径选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善治国者必治水。水流域生态资源的有效治理问题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解决与回应的重要问题。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绿水青山的美好期盼,“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加快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树立流域空间关系法治化思维,按照层级科学配置流域治理事权与机构职能,依托流域空间设计法律制度体系,推进流域治理权责配置与机构职能法治化、府际协同制度法治化和治理效能督察问责法治化。     

通向包容性公共管理:西方合作治理研究述评

从科层制到市场机制,再到网络治理机制,公共行政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合作性,以更有效地改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公共服务提供。在过去20余年间,合作治理作为一种新治理战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了发展。合作治理已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图景,为公共行政学未来理论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公共行政获得新的发展方向。合作治理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公共管理世界中人们不断探索政府治理质量创新机制的努力方向。论文梳理了西方合作治理研究途径、学术论争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文献,指出西方合作治理研究对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启示以及应关注的主要议题。     

公共政策执行失控问题的制度分析

执行失控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一个严重问题。制度不完善是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根源。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制度因素,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     

基于话语分析的河长制治理机制研究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流域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保障国家河流水资源安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任何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场域都通过话语这一基本形式得以建构。从话语建构角度看,在流域河长制治理的具体场域中,影响河长制治理绩效的关键要素包括宏观的制度规划、微观的执行保障、横向的部门协调、纵向的层级联动。在顶层设计上兼顾河长制治理政策的统一性和变通性,在分层对接时加强河长制实施的奖惩激励和资源保障,在部际协调时妥善处理好理性行为整合问题,在府际沟通中更加注重政策信息资源的流动互换,是提升河长制治理绩效的理想路径。     

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及其防范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政府在当今公共服务供给中广泛运用合同制。由于存在信任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的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会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创新角度,可以通过构建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和复合型的监控机制来防范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非常态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评价比较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为例

在对国家、省级政府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全面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基于顾客导向的政策执行评估模型,围绕受灾群众最需要但不太满意的政策(包括住房、就业、保障等)进行梳理、归纳,设计相关问卷,并通过对千余户受灾家庭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收集数据,研究灾后重建政策的执行情况、各类群体的评价差异.研究表明,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农房修改重建政策落实得较好,城镇住房修复重建政策、就业援助政策落实得较差;受灾程度越大的群体对有关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越差.结合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改善非常态环境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