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结构动因、传导机制与化解路径——基于社会分层模型的结构性分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与社会结构不稳定性呈正相关,并受到三个方面因素重要影响,即社会发展失衡引起日趋强烈的对立情绪,阶层流动受阻激发弱势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及公力救济失范促成自力救济的理性选择。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导过程中集群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程度以及利益诉求的抽象化程度。化解群体性事件,长期来看根本路径在于构建"纺锤形"的社会形态,中期来看关键路径在于构建更权威的公力救济体系,近期来看有效路径在于构建更规范的监管处置机制。     

利益组织化可以有效地化解群体性事件

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其根源就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高度分化的利益没有获得合理的组织化和代表。因此，实现利益组织化可以有效地化解群体性事件。政府肯定利益组织化的正当性，并在制度设计上保障利益组织化以及正确定位在利益组织博弈中的角色，可以保证社会的平稳的安宁。     

环保维权事件现四大新特征

正近年来所发生的多起涉及环境问题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均折射出如下四个特征。第一,从"事后救济型维权"向"预防型维权"发展。如今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大多发生于立项或施工阶段;项目是否有危害,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且不一定有科学依据。维权民众抱着对自己没有好处,却可能有害处的     

维权抗争中的地方政府管理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维权抗争趋于对抗性和激烈化的表现和结果。维权抗争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群体冲突的性质和主要特点。对当前的维权抗争需要及时回应并有效治理。在应对维权抗争时,地方政府暴露出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抗争者对地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压力型体制以及社会组织在抗争中的缺位。地方政府必须创新管理才能走出治理困境。     

公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对抗加剧等特点和态势。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滞后与公民社会组织匮乏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防治群体性事件必须积极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并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理性参与政治的素质,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组织,拓宽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群体性事件应对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因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面对群体性事件,相关部门仍习惯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采用政府"压制型模式"予以应对,导致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公信力面临严峻的考验。为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应该明确群体性事件社会控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努力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优化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手段和对策,建构相对人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的程序制度。     

弱势群体"位差势能"分析

强弱群体因贫富悬殊必然导致两者间存在巨大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位差",而"位差"引发的"势能",其内聚力易使弱势群体形成组织化、政治化的集体,其外张力又易引发一起起群体性事件.要减弱弱势群体"位差势能"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一应缩小贫富差距,二应财富分配公平合理.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基层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换初探

我国传统上采取压制型模式治理基层群体性事件,其特点是以权力为中心、以维稳为目标、以控制和打压为主要手段,并且重处置轻预防。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效果不理想,面临着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因此,要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转变治理模式,寻求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参与式治理以权利为中心、以公民有序参与为目标、以沟通疏导和对话协商为手段、重预防,有助于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危机,破解基层政府维稳和公民维权之间的两难窘境。这是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转变的恰当选择。应根据国情,通过搭建平等与理性的对话平台、设置制度化的协商程序和借鉴科学的协商方法,建构公共协商机制来实现参与式治理。     

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社会问题的主要窗口,寻求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可总结出影响"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社会稳定团结局面的负面因素。不难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群众的共同利益诉求,是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不能得到有效满足的心理反映。因此,本文从社会心理的视角,剖析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社会心理特征,努力揭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诱因和社会心理影响,探索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可行途径。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政府,必须构建多元治理机制,而非政府组织则是其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有民间性、灵活性等特性,且实力不断增强,具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优势,但也面临自身能力欠缺、社会认同度和公信力不高等制约因素。为了使非政府组织更好地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非政府组织自身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事件处理能力;政府应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透过乌坎事件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

乌坎事件显现出我国群体性事件有如下主要的新趋向：由自发松散型趋向于组织严密型;由一地矛盾冲突趋向于多地串联与互动;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趋向于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这些新趋向的出现会给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更大的难度和挑战,不过,它们的出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众见识增长和公民意识增强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因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再次证明维权才能维稳、政府应当正确对待民众的诉求。     

从伦理学维度检视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环境不和谐的表征。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是有关职能部门和学界探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完善社会调控机制、转变执政方式和公民社会构建等方面梳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并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分析探究其应对策略。     

“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思路

许章润在2008年第4期的《清华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群体性事件”，反映了中国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冲突的激烈性，特别是底层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热情的高涨。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常态。从现实来看，群体性事件多发生于下述领域，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民工讨薪、移民安置补偿、国企转制、环境污染事件、     

国外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理论与经验

近年来,受经济和各国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国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出现许多新的类型与特点,如何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理论上看,国外学界主要运用社会冲突、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提出了制度化建议;从实践经验看,国外社会主要从法律基础、组织建设、警察制度、媒体管治等方面采取多元化措施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控以及事后政府公信力的恢复重建。     

“和事佬”熨平医患纠纷——我省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纪实之一

医患关系近年来日趋紧张，这类矛盾纠纷处理经常陷入僵局，有些问题处理不当甚至演化成恶性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从处置到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治理”理论向现实决策视野的复归为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新时期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事件容忍度降低、组织化趋势模糊、情绪性参与增多等诸种新型特征,治理难度加大,行之有效的出路至少应从理念变迁、主体变迁、方式变迁等三个方面加以探索.     

社会认同视角下群体性事件实证调查分析——以贵州为调查样本

文章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的利益认同、阶层认同、组织认同、权威认同、制度认同和自我认同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得出社会认同危机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隐性心理因素。     

高校网络群体性事件高发类型分析及引导研究

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的日趋增长和影响力日趋扩大,高校领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也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之一。就高校范围来讲,一般四种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较为常见,属高发类型,应当引起我们重点关注和研究,并对其分类引导。同时,正确定性高校网络群体性事件,将其理解为大学生积极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和途径,注重培养大学生的有序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达到加强有效引导的目的。     

争取维稳与维权的和谐共赢——基于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当前,在民众以群体性事件等方式维权的案例越来越多的情形下,既要维稳,又要维权,就给我们提出了争取维稳与维权和谐共赢的课题。只有正确认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认真分析造成维稳与维权矛盾的原因,倡导政府法治维稳、民众法治维权,才能争取形成和谐共赢的局面。     

转型时期：工会面临的挑战与基本职责

工会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劳资关系日趋多样化的今天，其存在和发展面临各种问题，近期在全国发生的职工群体性事件，将工会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工会的身份和职能也经历了逐渐调整和演变的过程。工会基本职责的确立，只是市场经济工会转制的第一步，把基本职责落实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工会应抓住契机，正确认识和处理维权和维稳的关系，把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落实到位，推进职工民主管理立法，加强自身建设和改革，这是工会工作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