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依照＂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被贴上＂严打＂的标签,异化为＂专政＂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罚方法,在定罪上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在量刑上倾向于重刑主义及高压态势,在程序上追求打击的高效率,反映了报应刑主义和威慑理论,是古典刑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重视主刑而轻视附加刑,重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轻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为死刑、自由刑等主刑过重而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缺失,刑罚措施过多而非刑罚措施缺失。由带有＂严打＂性质的重刑主义到更加理性化的刑罚方法,需要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实行更加理性化和更加有效的刑罚个别化,进而达到矫正犯罪、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     

经济赔偿与国家刑罚权关系的正确解读

文章通过＂赔钱赎刑＂现象,结合办案实践,多方面深入解读经济赔偿与国家刑罚权的关系。同时提出了建立财产保全、国家补偿制度、丰富非刑罚惩罚手段等建议,以期发挥经济赔偿在新刑罚改革中的作用,为刑事案件轻缓化处理提供更为合理的法律依据。     

论刑罚执行监督职能的强化

刑罚执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国家司法执行机关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情况以及执行刑罚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它对刑事裁判能否得到完整、规范的执行起到终结性的保障作用。然而,刑罚执行监督在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尚处于比较弱的一个环节,仍存在着＂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应当从转变观念、完善立法、加强检察监督职能等方面强化刑罚执行监督职能。     

从刑罚特性看犯罪圈的界限

细观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存在和变化现实,会发现犯罪圈不断扩张的势头十分明显。这种明显的"犯罪化"趋势是对是错,学界观点不一,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受处罚,其实质也就是国家有无必要对某个或某种行为动用刑罚权的问题,应当关注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必要,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可能,动用刑罚是否有效益的问题。     

劳教改革与刑罚权扩张论辩

随着一系列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劳教个案的出现,劳动教养制度被推至风口浪尖,直至中央研究决定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停止适用劳教制度。许多学者据此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彻底废除劳教,分流入行政法、刑法调整的方案就是其中一种。刑罚权具有扩张与收缩的双重属性。但具体分析劳教,发现其与刑法法律属性相悖等原因而不适合大幅纳入刑罚调整。因此,应大力发展公民社会、培育法治观念,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结合刑罚的自律性与他律性,建立起限制刑罚权肆意扩张的有效机制,实现法治梦。     

刑罚权的流变

刑罚权作为权力的一种，有其内在的运动规律，刑罚权在其运动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失和变异，当这种流失和变异突破了刑罚权本身所拥有的张力时，就会导致刑罚权的崩溃，从而导致刑罚目的不能实现。     

限制死刑,还是扩张死刑？——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实证研究

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实质上扩张死刑,形式上却隐藏死刑：总则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放宽死刑适用条件;分则以罪名变更、罪状重组的方式,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死刑个罪或扩大罪状外延、缩小其内涵,以扩大覆盖面,或以援引、分割、转化、竞合的方式隐藏死刑。扩张死刑源于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降低了刑罚配置的整体效益;隐藏死刑源于轻刑化的外围压力,降低了死刑自身的效益,最终陷入死刑＂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     

战时缓刑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战时缓刑制度是我国军事刑法中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其源自一般缓刑制度,又与一般缓刑制度有所不同。文章从战时缓刑制度的概念出发,指出我国现行战时缓刑制度的不足,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一是适用战时缓刑制度的刑罚种类;二是＂没有现实危险＂的认定依据的完善;三是战时缓刑制度禁止条件的完善。     

社区矫正与“后劳教时代”违法犯罪制裁体系的完善

社区矫正是一种狱外的刑罚执行方式,其范围的确定、对象的选择及规范管理一直是学界及司法界关注的核心内容。而且出于种种原因,我国《刑法》始终坚持＂一元结构＂的制裁体系（亦即在《刑法》中只有刑罚制裁,而没有保安处分制裁）,没能真正建立类似于国外的＂二元结构＂的制裁体系（既有刑罚,又有保安处分）,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制裁体系的一般规律,由此也导致了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长期以来不能有效衔接,不能自觉有效地防控和打击＂人身危险犯＂。有鉴于此,本文大胆提出了在《刑法》之外建构保安处分制度的设想,切实促进其与《刑法》内的＂刑罚体系＂制度的有效衔接,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点的＂二元结构＂的制裁体系,以推动我国违法犯罪制裁体系趋于合理。     

孙中山的“考试权”思想与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文官考试制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发动辛亥革命与规划中华民国新政权时,吸取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些有益内容,又参考了近代西方文官制度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加以改革与发展,创立了＂考试权独立＂的学说。这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施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就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考试权＂学说而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与现代教育史上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虽然由于国民党政治的日趋腐败,而使高等文官考试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腐蚀与破坏,但它对社会曾发生的作用与影响,它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可以作为当前我国干部制度与人事制度改革的借鉴。     

我国死刑案件“发回”、“移送”、“改判”多重选择机制的构建

根据死刑复核实践中发回重审的理由,可以将发回重审分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诉讼程序违法型＂、＂适用法律错误型＂、＂量刑不当型＂四种不同的类型。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发回重审具有纠正错误、限制死刑的功能。我国目前的发回重审制度实行单一＂发回＂、垂直＂发回＂机制,制约了发回重审功能的正常发挥。本文主张,可以根据四种不同的类型,建立＂发回＂、＂移送＂、＂改判＂多重选择、多元处理的程序倒流机制。     

论罚金刑易科在我国之适用

在当今世界,罚金刑的广泛运用体现了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受此影响我国罚金刑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罚金刑"空判"现象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罚金刑作用的发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其中罚金刑易科就被认为颇有成效。我国为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困境,也可以适用罚金刑易科。     

当今中国刑罚权的动态表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和社区矫正等表现刑罚权进步的理念和制度体现了当今中国刑罚权的触角在逐步呈现出内缩的趋向,认真分析这些动态,有助于多方面规制刑罚权的发动和运行。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集资诈骗罪死刑保留合理性分析

死刑的废除是全世界刑罚发展的一大趋势,目前我国作为积极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也正在一步一步的有计划地废除死刑。《刑法修正案八》的制定实施,废除了其他金融诈骗罪的死刑,仅仅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设置。针对集资诈骗罪死刑保留的合理性,结合集资诈骗罪的特点,将其与其他金融诈骗罪作对比,从价值和社会效益两方面进行分析,并根据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适用的现状,可以得出结论:在认定集资诈骗罪死刑必将废除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现状集资诈骗罪的保留具有合理性。     

完善保外就医罪犯监督制度维护司法公信力

保外就医是刑罚执行的一种特殊情况,由于保外就医监管工作的松懈,致使其不能体现刑罚的惩罚、改造与预防的目的,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受到公众的质疑。因此完善罪犯保外就医监督制度是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需要。     

中国近代宪政失败的原因探析

文章从介绍“民本”和“民主”两词的含义入手，简要回顾了两词背后的东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并通过这种回顾比较了东方国家的宪政之路，由此分析出中国近代宪政失败的原因所在。     

台湾地区与大陆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比较介评

刑事诉讼中,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法院可能发现对被告人应适用的罪名和刑罚与检察院的起诉判断有所出入,此时法院可否变更起诉罪名及刑罚,适用另一罪名和相应刑罚?台湾刑诉法采行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承认法院有权变更起诉所引之法条,但须于案件事实同一性之前提下始得为之,并应践行一整套法定的"变更起诉法条程序"。大陆地区刑诉法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仅肯定法官变更起诉罪名权,但并无任何启动条件与实施程序之限制,相关理论研究亦存在不足,应借鉴台湾立法及理论之研究予以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正确的刑罚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即可。＂《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然而,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对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死刑权理论的历史回溯与启示

死刑权理论的历史回溯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死刑的本质,以及促进国家理性地选择在死刑存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都有所裨益。无论贝卡里亚、卢梭还是马克思都认识到了死刑的权力法则同战争准则具有相似性。这启示我们死刑制度有必要从战争准则的角度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