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加快行政问责体系建设

围绕政府管理机制创新，建立与人事管理、绩效管理等制度相配套的行政问责制。首先，行政问责制与行政文化有关。建立行政问责制需要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要通过加强政府机关日常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有利于增强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的行政文化。其次，行政问责制与政府人事管理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国行改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其法律完善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行政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据统计,仅2008年9月,就有19名高官辞职或被免职,因此有人称2008年为"行政问责年"。目前,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其不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并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议。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探析

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政府以"问责"的方式处理多位失职高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震动。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表明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本文着重对问责制的政治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历程及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中国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对其制度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行政问责程序的作用及其设计

行政问责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程序的建立健全对构建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问责制发展的障碍在于不完善的行政问责程序.问责程序包括启动、实施、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     

“无为问责”击中庸官要害

山东省蓬莱市日前实施了《蓬莱市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有错无为问责暂行办法》，对存在有错无为行为的政府工作人员实行问责制。（据新华网2月5日）     

从“责任政府”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

依据现代通行的行政法理论．作为社会管理中枢的政府部门应当首先是一个“责任政府”，政府在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必然要对社会公众及一切行政相对人承担其自身应有的责任。我国学者蒋劲松认为，行政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权的配置：第二个要点是权责一致；第三个要点就是问责制。可见，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     

问责风暴

2008年9月12日至22日的短短10天时间,溃坝、三聚氰胺奶粉、数起矿难、特大火灾接连不断,黑龙江、河南等省又相继发生矿难,深圳歌舞厅大火紧随而至。为对民众和舆论有一个严肃交代,相应的行政问责风暴随之刮起,其势头业已超越2003年因非典疫情催生的首轮行政问责风暴之力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李长江们的被问责,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问责制的关注,几年实行下来,于今该如何解读问责制?……     

浅谈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提出不足十年,尽管自2003年以来学术界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已大力开展,但其概念与内涵仍然存在着诸多分歧,而对行政问责对象的权利保障更是严重缺失,所以在我国行政问责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与健全。     

浅议问责制

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使其对权力、责任的监督更具有实效性。确立和推进问责制对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就此做一粗浅探讨, 以期讨论。一、问责制的涵义、特点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适用的领域和对象非常宽泛,只是采用的方式和处罚程度不同而已。这里所指的是行政问责制,她是政治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一般划分,政治问责制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的内容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目前所说问责制是指行政问责。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 促进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使政府的职责更加明确,工作更加主动。     

劣质奶粉被问责者缘何重返岗位

从被辞退到被行政记大过,因劣质奶粉被处分的安徽省太和县工商局两名公务员的权益得到维护。这说明,问责制需要法制化和规范化。     

论我国地方政府问责的特点及完善路径

从2003年开始,＂问责＂一词逐步进入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视野。人们对于＂问责＂来实现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对问责的制度建设要求越来越强烈。但随后爆发出来的一些弊端,使人们对于问责制所起到的作用产生了怀疑,降低了人们对该项制度的信任。本文将结合案例,探讨对地方政府问责制度的特点及完善路径。     

问责制度的理论基石及意义探究

问责制的理论渊源主要是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同时,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善治理论也为问责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指出问责制在民主价值、党风建设、行政法治、吏治文化和干部素质等方面对中国具有独特意义。     

行政问责淅行渐深

进入十月，“问责风暴”持续发力，又有数名地方官员相继落马。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说明我国的问责制正在演变为一种严厉的常态程序；法律专家也将之解读为问责制向“制度化，法律化”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试析“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但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具体内容已相当明确、具体,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强化和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原则探析

建构行政首长问责制度,就是在规范行政首长权力配置的基础上,由问责主体过问其权力运用情况,并对其不当或违法运用权力情况进行追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行政首长问责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同时也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本文试从行政首长问责制的概念界定出发,进而探讨行政首长问责制应遵循的原则问题。     

新华网：“问责”让干部更负责

新华网网友指出，“问责制”是对官员过失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是使各级干部“权”、“责”平衡的砝码。“问”就是监督、检查、落实，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责”就是明确责任、承担责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各负其责。多年以来，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只知享受人民赋予的权力，而不知或不愿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虽然也总说加强领导干部责任制，但因有责不“问”，结果在实践中，干部责任制就成了一句空话，也直接造成了干部队伍责任意识淡漠，     

浅析中西行政问责文化之差异——以几个重要概念为切入点

近年来蔚然风行的"问责风暴"暴露了我国在推行问责制过程中泛化、滥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浓厚的人治色彩和风暴式的运作使得对行政一方责任的追究充满了恣意和臆断。对比西方法治型、制度型的行政问责,本文不禁追问行政问责之本土嫁接缘何功效迥异?其深层次原因须归结于中西方之于行政问责不同的逻辑起点、理论沉淀、国民认知和文化环境。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将对政府、责任以及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分别从中西方两个角度做理论上的梳理以揭示中西行政问责文化背景之差异所在。     

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行政问责制作为现代政府强化责任与改善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理论价值.但是,在我国政治领域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对行政问责制内涵认识的模糊性以及对其理论基础理解的主观随意性,致使一些原本致力于建设责任政府的政策安排反而偏离了行政问责制的内在诉求.因此,要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就必须深刻理解行政问责制的丰富内涵及其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