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府:内涵、形式与构建路径

依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责任政府的外延已由责任内阁制政府扩展至所有民主政府。就责任政府而言,责任应是民主政府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我国责任政府体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政治问责制,即国家行政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行政机关首长要对自己机关的全面工作向国家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制,即行政首长要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行政首长具有对政府组成部门及其首长、下级行政机关及其首长、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权力。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行政问责逐渐发展到政治问责是我国责任政府建构之路径。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探析

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政府以"问责"的方式处理多位失职高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震动。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表明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本文着重对问责制的政治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历程及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中国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对其制度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及完善路径

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完善的责任机制和可问责机制,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和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所必须的品格及活力的源泉。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本文在阐述行政问责制理论基石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希望以此能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所帮助。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行政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本质体现。人民民主决定了社会主义行政是责任行政;公共性、民主性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建立责任政府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是向人民负责的公仆。     

浅议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理路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诉求,责任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公信力高和敢于担当的现代政府所具备的政治品格。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一直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历程、发展中的困境以及发展的路径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律制度的思考

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负责精神,完善的责任机制和可问责机制,无疑是一个有效率和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所必须具备的品格,也是其活力的源泉。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现实途径。本文对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     

浅议问责制

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使其对权力、责任的监督更具有实效性。确立和推进问责制对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就此做一粗浅探讨, 以期讨论。一、问责制的涵义、特点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适用的领域和对象非常宽泛,只是采用的方式和处罚程度不同而已。这里所指的是行政问责制,她是政治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一般划分,政治问责制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的内容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目前所说问责制是指行政问责。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 促进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使政府的职责更加明确,工作更加主动。     

论责任政府场域中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责任政府--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我国行政改革和政府建设之旨趣.作为建设责任政府必然要求的行政问责制,缘自其不可机械复制等特性,在我国尚处在摸索阶段,且在其实施过程中问题层出.故此,立足我国社会和体制全面转型的现实国情,正确认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客观体认其推行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应对策略,才能有效实现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继而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进程.     

我国行改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其法律完善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行政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据统计,仅2008年9月,就有19名高官辞职或被免职,因此有人称2008年为"行政问责年"。目前,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其不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并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议。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

随着近几年我国发生了多次的公共事件,数十位政府官员被问责,一方面显示了我国政府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视,也表现了我国建立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决心。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不仅能促进我过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步,还能促进公务员队伍、政府建设的发展,因此行政问责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所存在的几点问题,并就完善行政问责制提出了相关设想。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行政问责制走向刍议

探索行政问责制的走向,对于行政问责制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使行政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必须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由以同体问责为主走向同体和异体共同问责,由事后问责、问题问责、火线问责走向全过程问责、常态问责和终身问责,由外部问责走向内外部结合问责,由以政治问责为主走向政治与道义问责并重。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困境与重构：对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再思考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创新举措。本文从政治哲学、公共行政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层面分析了政府问责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但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实践层次较低、监督弱化及公共行政文化带有滞后性等因素的存在,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在现实中面临许多困境。对此,我们应着力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立法,强化监督机制,引入政府绩效评估,建设新型行政文化,从而建构起科学合理的政府问责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政治稳定:社会转型中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导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极其深刻转型的同时,影响政治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日益增多。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要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要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所以,建设服务型政府就必须以保障政权的稳定性、加强政府的责任性、维护政治生活的秩序性、增强政治制度的内聚性为向度。     

Accountability in health care: an essay on mechanisms, muddles, and mir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several theories of accountability and their applicability to health care concerns. The authors first provide a preliminary refinement of the imprecise concept of accountability itself and then examine four major types (political; bureaucratic; professional; and economic-consumer). Then, by using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rovided by sever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political science (legislative supremacy; general manager theory; government by bureaucracy; objective responsibility;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y discuss the degree of accountability presently found in various American health policies. After identifying the inherent dilemmmas within any credible accountability approach to health care programs as now util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s recommend that all types of accountability be integrated and strengthened by relying more explicitly on practices characteristic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Out of the Common Law: Political Libels and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 in Australi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nglish courts should adopt a recent Australian innitiative in the area of political libels. It is suggested that English law is at present too accommodating to defamed politicians and insufficiently sensitive to the need to foster freedom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Australian law, unlike similar rules found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offer our courts an unproblematic way to re-order this aspect of our common law in a fashion that better serves the political values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within the government process.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兼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地方政府的两难困境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责制度是一项以党内法规和生态环境政策为规范基础,并以《环保督察规定》、环保督察制度和问责依据为主体构成的制度。在实践中,它也拥有着基层性、广泛性和严厉性三大特点。这样的属性和特点使得生态环境问责制度一方面对督促地方党委和政府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解决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上大有裨益。但另一方面,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较大的政治压力,并继而影响到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实施。在这种压力的影响下,如何引导地方政府积极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构建生态环保领域干部容错机制,并实现生态环境问责制度法制化的改造,最后完成生态环境问责机制多元化的转变,以此赋予生态环境问责制度新的功能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