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研究

文章通过运用安徽省调查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和现代意识,现实社会藩篱使其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市民认知、文化缺位以及制度阻碍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客观因素;自身文化水平、理想与现实差距以及其游离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精神压力产生的主观因素;从而提出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来消减该群体城市融入中的精神压力。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与县域城市融入机制分析

媒介化社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返乡青年县域城市融入嵌入在城乡社会环境和新媒体环境中。基于媒介实践视角,从人、媒介与社会互动关系维度,分析返乡青年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逻辑及其县域城市融入策略。返乡青年面临着回不去乡村也离不开城市的双重融入困境,县域城市成为他们实现城市化目标的空间选择。新媒介技术构建了连接城乡的传播网络,赋能返乡青年扩展城乡经济空间、编织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城乡日常生活秩序,提高了返乡青年的县域就业能力与社会身份认同。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构建返乡青年县域城市融入的媒介支持系统,有助于促进县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选择与规制之间: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返乡调查

"辍学(初中毕业)—打工—返乡—结婚"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具有共性的人生轨迹,她们的人生轨迹仍围绕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相关的生命事件展开。生命历程发展的阶段性、对打工的感性体验与理性反思、城市婚姻的困难与生活成本、女性特殊的人生归属与意义世界、来自家庭方面的伦理压力与女性特殊的道德选择,等等,这些因素促成了婚嫁年龄逼近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仍然选择了返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辍学—打工—返乡—结婚"的人生轨迹既是自主的选择过程,更深受现实与历史力量的规制。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城乡空间格局变动的主要受力群体,跨空间化是该群体目前的空间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为居住空间的栖居性、家庭的离散性、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融入困境主要包括城乡双重生存空间的融入困境、离散家庭的融入难题、共同体的失落和缺失等。面对该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需要采取相应对策推动该群体的空间融入、家庭融入和共同体融入,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试析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以他们在城市融入中的社会层面作为研究视角,分析与研究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如何克服社会交往"内卷化"、可动用社会资源匮乏、社会歧视严重这些社会融入方面的壁垒,从而让他们在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能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并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     

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问题研究

返乡农民工子女是近些年来受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兴社会群体。本研究以湖北省Q乡镇中学为个案,探讨了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实践过程与逻辑。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他们在不同场域型塑的不同惯习以及在各场域中获得资本的情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乡土适应进程。适应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返乡农民工子女返乡面临着语言、生活、学习、乡村社区、人际关系等方面不适应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竞夺,进而形成实践性惯习,从而从初期的"水土不服"阶段,到中期的"随遇而安"阶段,再到后期的"如鱼得水"阶段,最后成功地融入了乡土社会。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新留守”

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县城买房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形成了"新留守"现象。"新留守"是新生代农民工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体现,对县域城乡教育、医疗、社区管理带来了冲击,造成城乡教育资源结构性失衡、城乡医疗结构性资源短缺、城乡社区管理结构性失调,留守家庭权利"双重享有"。为提高城市化质量,政府公共服务的配置和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速度同步。在农村强化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学校仍然要坚持在撤点并校基础上建立校车制度;在城市新建学校和医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之路,特别以发展县级城市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一书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生理、心理、文化、职业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该书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入手,以科学发展、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市民化群体和逆市民化群体等概念,并在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和建构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接纳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对策。     

农民工思想观念矛盾性透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经历了两代,即原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但这两代农民工几乎处于同样的社会物质空间、同样的劳动环境空间和同样的生活空间,他们的思想观念随着农村生活的脱嵌和城市文明的冲击在变迁中也呈现出种种矛盾。农民工思想观念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迫切的"入城"意愿与融入心理游离的矛盾;渴望摆脱精神孤寂与人文关怀缺失的矛盾;超值的发展预期与自身资本薄弱的矛盾。本文对这三大矛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以社区工作介入的角度探讨

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在优势视角下,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策略做初步探讨,以期寻找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     

从陌生人到返乡者——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生活世界重构

本研究从生活世界理论入手,运用陌生人和返乡者这两个范畴,分析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如何通过择偶来重建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构建出双重意义系统"混杂"的生活世界,从而在看似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别再生产的背后凸显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能动者的主动选择与建构的一面。与此同时,研究也指出,作为返乡者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乡村意义系统生产时,由于其可以运用的资源有限,其建构的双重意义系统的生活世界是不稳定的,从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生活意义的再造:新生代农民工日常行为的仪式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离开乡土社会,步入全新的城市生活环境,不经意间经历了日常仪式的中断、续接、辟新、重建和缺失等与生活意义密切相关的环节,同时,其内含的日常工作仪式、日常消费仪式、日常休闲仪式和日常情感仪式使得他们生活重现了实在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日常仪式在城市社会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了层级化,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为适应了城市日常消费仪式而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其间道路仍很漫长.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从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会参与活动两个维度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继而从经济、时间、空间三个层面探讨其困境形成的原因,最后就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北京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服务行业,其精神文化生活呈现"个体性较强,社交性不足"的特点,较低的经济收入与结余,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高的工作强度,业缘为主、范围狭窄的人际交往成为制约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的主要因素,要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政府、共青团和社会资源的共同努力。     

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为研究区域,以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研究了沿海较发达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社会组织对其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大多从事制造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日常生活中善于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休闲娱乐,同时也有着强烈的面对面社会交往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起点较高,且群体认同朝多元化发展,与其相关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组织形式灵活、活动公开、以趣缘组织为主和微公益模式兴起等特点。社会组织因其自发性和组织性,在营造公共空间、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参加社会组织及其活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融入和重塑社会资本网络的有效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组织和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途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得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以及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是,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时代,他们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现在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能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的尴尬境地。固化且备受争议的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应充分考虑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的特殊性,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的"四条保障线",关注并发展惠及农民工家庭的农村社会"四条保障线",以"一体化"理念改善城乡就业环境。对当下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危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