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

在西方文化中,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有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早先只局限于从哲学方面加以探讨,主要从知识论或道德论的角度来理解自由意志.后来,自由意志走进了神学领域,成为一个争论的关键问题.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关于神的恩典(grace of God)与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派别,即奥古斯丁主义(Augusdnian)、帕拉纠主义(Pelagian)和半帕拉纠主义(theSenli-Pelagian),并最终在伊拉斯谟(Erasmus)和路德(Lutller)之间直接演化为一场公开的辩论,理论出发点和对待人性看法的不同,终于导致了他们在神学理论和人道主义学说上的差异,甚至对抗.     

有限的理性与自由的意志——从奥古斯丁和洛克看自由主义的意志论维度

与通常的理解不同,自由主义既不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比如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等,也不需要像密尔那样,将自由当作人类进步的路径假定人性有无限向善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人性论就像基督教神学的人性论一样,是一种基于意志的有限人性论。从基督教神学中的神人关系假设中可以找到这种人性论的根源。自由主义所保护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最能体现人的个体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此而言,奥古斯丁和洛克的有限人性论有着结构上的相似性。     

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

针对沉默权立法论争中的“自由意志”问题,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这对命题,有益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立法实践。     

徘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试论单位犯罪意志及其司法判定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单位犯罪意志是构成单位故意犯罪的核心要素,是认定单位故意犯罪的关键.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判定某一犯罪行为体现的是个人意志还是单位意志,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棘手问题,审判人员往往痛苦地徘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难以作出决断.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单位犯罪意志及其司法判定,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及司法实务均有重要意义.     

自由意志与刑事责任——由贝卡利亚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论所致之沉思

贝卡利亚作为早期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论,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为回答该问题,可通过考察反对者提出的理由,并分析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相容论与不相容论,再借助法式反例对于负道义责任是否需要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由此得出贝卡利亚不支持自由意志论的观点的理由不够充分,相反,认为贝卡利亚所述之环境制约因素建立在其承认自由意志对于承担刑事责任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则是更为妥适的。     

论奥古斯丁的世界历史观念

《上帝之城》第十八卷中,奥古斯丁在“以色列”和“巴比伦”的主题下阐释了世界历史观念,这是古代作家第一次清楚地论述世界历史观念,它改变了古代社会的民族史观.奥古斯丁以为所有的历史都是救赎史,而救赎史乃是以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其前提,历史则是有位格的记忆.世界历史根源于历史的位格本性,基督教会而不是民族国家将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     

奥古斯丁通向基督的忏悔

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思想的贡献极大,被罗马主教封为圣徒,在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西方史学家们认为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其《忏悔录》、《论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极大推进了基督思想的形成和传播;但面对奥古斯丁的这些丰富的朝圣虔敬,却产生了一个疑问,奥古斯丁为何要忏悔?他又为什么在皈依基督之后以忏悔的方式不断靠近上帝?是神需要要人忏悔吗?文章将从奥古斯丁的人生经历为视角,借此来探究上述的问题,最终来论证奥古斯丁心中基督的神为何需要世间人来忏悔。     

论意志论的形态演变及现代转向

在西方,意志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其演变理路是:1.古希腊的英雄意志论;2.中世纪哲学的神本主义意志论;3.肇端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理性主义意志论;4.休谟的情感主义意志论;5.康德和黑格尔的客观理性主义意志论;6.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7.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意志论;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志论完成了意志论哲学的现代转向,将意志理论置于科学的实践基础之上,促使人的实践更加合理化,促进了人的意志、实践与社会实在关系的健康持续和协调发展。     

自由意志与法律意识

针对沉默权立法论争中的“自由意志”问题，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自由意识与法律意志这对命题，有益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立法实践。     

理性但不自由的良善意志——康德良善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康德穿越了是与应当、认知与欲求的界限,强调人是目的的良善意志只以纯粹理性为根据,却不包含任何感性因素。结果在积极彰显不坑害人的素朴伦理常识的同时,不仅掏空了良善意志得以存在的事实性基础,而且也扭曲了其设定底线的规范性功能。最终在反讽性的自败悖论中,将这种自由意志变成了只服从必然义务,却难以从心所欲,因此也缺乏自由的抽象逻辑法则。     

“自由意志”的出场与伦理学基础的更替

自从巴门尼德区分"真理"与"意见",追求"真知识"更成了希腊哲学自觉而坚定的努力,以致知识甚至成了伦理学的基础。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伦理学在理论上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推进到了获得解决的临界点。但是,由于"自由意志"的缺场,希腊伦理学始终未能突破这个临界点。奥古斯丁在"绝对一元论"视野下,使恶的问题被转换为罪的问题,而罪总是包含着审判与惩罚。对这种审判与惩罚的正当性的追问,使"自由意志"进入思想现场,启动了更替伦理学基础并突破希腊伦理学所达到的临界点的进程。     

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教会历史观念

《上帝之城》第十五和十六卷围绕"复活之子"的观念,论述了"希望求告上帝的名"与教会论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教会作为地上之城的羁旅的含义。本文指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视野下教会的福音性本质,即教会是流动着的爱的会幕。奥古斯丁又把这种福音性的爱进一步表达为公民的责任,告诫教会不仅要警惕他自身与世俗的权柄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警惕以在天的权柄即在上帝之名下拥有权柄介入世俗共同体的界限。奥古斯丁以他对教会的福音性理解诠释了"为我们的上帝"的历史性。     

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意志自由的比较与价值考量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交际策略的比较,分析不同文化之间及不同伦理观之间的意志自由的差别,说明自由人、道德人及正义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西方文化中的意志自由观在东方语境下的启示,探讨跨文化伦理中的意志自由的价值考量,即中国人要学会正确认识意志自由,从根本上认同道德规范,建立完善的个体人格,以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反之社会要实现意志自由,也要反作用于创造和谐社会的行为主体。     

自由意志的假设与良知的呈现——康德与牟宗三的一点歧异

康德局限于经验知识之中,将自由意志看作假设,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他对道德的考察只是逻辑思辨地考察。牟宗三引进德性知识,断言良知的呈现,坚持认为人有智的直觉,能够认识到自由意志,对道德的考察应是体证式的考察。康德看重先验的道德法则,贬低经验性的情感,而牟宗三立足于良知的活动性原则,从应然与实然统一的角度,借助于儒家的道德“工夫”论肯定了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康德在解决至善问题时设定了上帝的存在,牟宗三则借助于无限自由心（良知）,强调德性与幸福的“诡谲的相即”,解决了圆善问题。     

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人是什么?”奥古斯丁提出“我是谁?”这是西方古典人文精神的两个基本问题。古希腊人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把理性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奥古斯丁所问“我是谁?”使人脱离了自然秩序,把自己放在上帝面前。人为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爱即信。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把信仰提到了首位。     

论普罗提诺与奥古斯丁的时间观

本文讨论现代性时间意识的古代根源,将其追溯到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正是这两位思想家形成了现代思想所秉承的主体时间意识.本文指出,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尽管都讨论时间,却是出于不同的考虑.普罗提诺是第一个讨论时间内意识的思想家,然而他的目的是解构时间观念对于灵魂的羁绊;奥古斯丁紧承普罗提诺,在论述上也模仿普罗提诺,但他认为时间的主体性必然导致存在问题的重新理解,时间与存在无法分离.如果说普罗提诺试图透过讨论时间以拯救古典的理念世界,那么奥古斯丁却从普罗提诺的讨论里看到哲学主要是柏拉图哲学拯救现象的不可能性.     

论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善良意志与义务

康德的道德哲学表现出了一种理性主义倾向和对道德理性王国的向往。理性、善良意志与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康德通过对三者关系的论证形成了其道德价值体系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出自于先天的理性是人类道德的来源,善良意志是理性的功能目标,义务则具体体现善良意志的道德价值。     

理性·责任·自由——康德责任论探微

康德以人的善良意志和意志自由为前提,将道德法则与道德自律统觉于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之下,构建了以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为核心的、先验的责任论伦理学体系.从而确立了以尊重人格尊严、注重从人自身内部寻找道德价值的伦理范式,这对现代社会的责任教育及道德修养有着重要的启示.     

康德的善良意志及其当代意义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康德所提出的善良意志是道德的基础,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以及人为自己立法等观点,对当代的公共行政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行政指导行为的自由意志理念研究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相关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事实行为。它的出现以及它在市场经济国家高频率的作用，使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受到了新的挑战。在行政指导行为中，行政目的的实现是需要行政相对人的配合方能达到的。基于此，本文引入自由意志理念，从行政指导自由意志理念的确立之因和这一理念在行政指导过程中的具体适用两个方面予以论述和研究，以期为这一颇具人文精神的行政行为树立一种理念，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