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普遍性根据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

人的自由的绝对性使人拥有绝对的人权,维护与实践人权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要以对人的自由本质与绝对权利的自觉为前提,也就是要以启蒙文化为前提,而启蒙文化需要由文化启蒙来造就.这意味着,既不可能以武力推行人权,也不可能以任何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为借口拒绝人权.人权的绝对性与民族主义国家理论并无学理上的关联,一个主权实体内部的人权...     

有第三条道路吗?——对自由主义和整体主义国家学说的质疑与修正

人因自由而成为能够打开各种可能性的未完成者,即能相互敞开自身、呈现自身的存在者,因此,自由的人必定能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相互尊重而存在于共在中。这意味着,自由的人一开始就存在于某种伦理共同体里,而不可能有非社会的自然状态。同时,虽然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人类社会之为一种"社会"而不只是一种蚁群,则是因为这种社会是能够自由的个体展开出来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能自由的成员个体先于且高于共同体。因此,一方面,国家不可能是直接契约出来的,而必定以伦理社会为其基础,因而国家负有伦理使命;另一方面,国家没有理由凌驾于成员个体的自由之上,相反,国家的首要使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与保障个体的普遍自由。     

我们在生-死之中——兼论列·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死亡是人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且是每个个人惟一不可让渡、不可替代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只有不幸的人才会碰上的意外事件。因此，死亡对于人的真实存在或真实生活具有根本性意义。人必得在自己的纯粹思想意识中承担并守护着死亡这种可能性存在，并从这种死亡觉悟去理解和展开自己的生活，他才能真正在其生活中维持个人的自在－自由与个人的普遍尊严，而不是片面追求在职位上充当的角色的私人利益与“私人尊严”，从而保证生活的真实性与永恒价值。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是“常人”掩盖死亡、忘却死亡的一个典型案例。     

论《存在者与本质》中的形而上学概念

对存在者、本质、存在、本体这些形而上学概念的讨论、分析与理解构成了托马斯.阿奎那整个神学哲学的基础。他对上帝的理解与证明没有例外地以他对这些概念的讨论为前提;也正是对这些概念的区分和阐释,完成了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督教化,使基督教一个最危险的希腊敌人彻底融入了基督教世界。     

何处是我邦——从京剧《文姬归汉》谈起

不管是对曹操来说,还是对文姬而言,续史以达文治,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都是在践行华夏文化的一个基本信念,通过这种践行,达成在天道史观下的某种自我理解、自我认同,从而获取某种永恒的力量。促使文姬放下一切、毅然回归的国度,不是生养之邦,而是信仰之邦、文化之邦,也就是代表着文明与希望的未来之邦。     

两种正义观与两种立法精神——从西塞罗谈起

在人类生活与历史中体现出来的正义是绝对而永恒的,还是只是相对而临时的?这个问题的分歧导致了两种正义观。永恒正义观把正义法则看作是人-神或天-人共有的法则,因而不只是"人法",同时也是"天理"与"神律",它不仅涉及人世间的利益关系,而且涉及人-神(天-人)之间的神圣关系;而相对正义观则把正义法则仅仅看作人世间的利益关系的法则,只涉及利益关系,因而正义法则只是世间的人法,而不具有任何神圣性。两种正义观产生两种立法精神:有超越维度的立法精神与没有超越维度的立法精神。对理性的自由的觉悟,是认识正义法则绝对性与立法精神超越性的一个根本性进步。     

人权与社会正义——从《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成本优势》谈起

在一个共同体(如国家)内,人权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一个低人权的国度里,也即在一个以国民付出"高'人权成本"'为代价得到维持与发展的国度里,也一定充满不公与不义,一定充满国民的辛酸血泪与屈辱哀怨.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所规定与确认的那些基本人权得不到真正维护与保障的地方,也一定是国民的各种权利以及与这些权利相关的基本利益备受损害的地方.国民人权的高程度被损害,在一些国家里被转化为权力与资本的"低'人权成本"'发展优势.这种低人权发展模式是难以持久的,它真正需要修正的是主导这种模式的权力本身,即对一元化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直到使之不可能再对人权进行损害,并承担起维护人权的责任.     

我们在生-死之中--兼论列·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死亡是人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且是每个个人惟一不可让渡、不可替代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只有不幸的人才会碰上的意外事件.因此,死亡对于人的真实存在或真实生活具有根本性意义.人必得在自己的纯粹思想意识中承担并守护着死亡这种可能性存在,并从这种死亡觉悟去理解和展开自己的生活,他才能真正在其生活中维持个人的自在-自由与个人的普遍尊严,而不是片面追求在职位上充当的角色的私人利益与"私人尊严",从而保证生活的真实性与永恒价值.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是"常人"掩盖死亡、忘却死亡的一个典型案例.     

“自由意志”的出场与伦理学基础的更替

自从巴门尼德区分"真理"与"意见",追求"真知识"更成了希腊哲学自觉而坚定的努力,以致知识甚至成了伦理学的基础。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伦理学在理论上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推进到了获得解决的临界点。但是,由于"自由意志"的缺场,希腊伦理学始终未能突破这个临界点。奥古斯丁在"绝对一元论"视野下,使恶的问题被转换为罪的问题,而罪总是包含着审判与惩罚。对这种审判与惩罚的正当性的追问,使"自由意志"进入思想现场,启动了更替伦理学基础并突破希腊伦理学所达到的临界点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