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多维透视

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理论基础,八十年来经历了从产生与早期实践、黄金发展、扭曲冷落到再度勃兴的发展历程;从马克思主义陪审思想到列宁的人民陪审思想,经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化实践与发展,形成了我国的人民陪审观。以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弘扬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廉洁,增强司法权威为制度取向,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有了巨大的发展,各地法院的探索呈现出各种改革样态,可以看出人民陪审员制度特有的发展张力。本文透过历史、理论、现实多重角度的审视,理性探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未来发展之维。     

戒毒工作中的循证戒治及方法

为了进一步提高矫治质量,司法部提出要在犯罪矫正与戒毒领域引进循证实践的理念,开展本土化的"循证矫正"与"循证戒治"。2年多来,9个监狱和5个戒毒场所试点单位,在循证理论与实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总体来说,循证实践在中国还是新生之物,很多问题还有待澄清,部分一线的实践者甚至研究者对循证实践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本文将从循证心理治疗的角度,结合国外循证戒治方面的文献,谈谈循证戒治的内涵及三种     

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 以英美契约法为核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的契约法依次经历了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理论阶段:古典契约法理论、新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现代契约法理论。古典契约法理论是西方契约理论的建构期,首次型塑了契约法的完整体系结构和契约自由的精神理念;新古典契约法理论是旨在移除古典契约法弊端的契约理论改良阶段,它以《统一商法典》第二编和《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为经典文本代表,是西方现今主流的契约法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契约法社会化浪潮的理论成果,是古典契约法"死亡"后有关市场交换之法理建构中最有前途的理论选择。西方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可为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对于中国契约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价值。     

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进展与实践——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向来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并热议的论题。教育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意识随即兴起,这一时期其"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即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文化条件等方面。随着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的密切结合,尤其是近代中国学者在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构建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得以不断发展。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不仅能促进教育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为当前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相关理论问题之探讨提供借鉴。     

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话语权的提升——第二届“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在一个多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国长期处于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先进制度的状态和处于法治输入国的地位当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体系来巩固,这个法律制度体系必然是源于中国实践、面向中国问题、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个法律制度体系的背后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更需要中国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作为支     

检察工作30年:把握规律 探求发展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年份,法学理论界和检察实务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检察理论研究及检察工作实践方面,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涉及检察工作如何服务民生、修订后律师法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附条件逮捕及诉讼监督、检察工作一体化与检察工作考评机制构建等热点问题。为了梳理总结一年来检察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本刊组织了"2008年检察理论与实践热点回顾"专题,供读者参考。     

观念的探险——论中国文艺学的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文艺学由于滞后于西方文艺理论而出现了以西方理论的引进,介绍代替创新的倾向,或要求回到传统文论来抵制西方文论的侵入,其症结在于一种“时差”的焦虑;提倡中西会通也无法解决创新问题,因为这只能在区分同异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力的缺失是理论缺乏创新的根本原因,有必要从偏重描述,阐释的理论走向范导性的“以言行事”的理论,即从先验的角度进行理论建构,为文艺“立法”,创造出新的文艺学体系。     

德育理论的中国探索与转型之路(1949—2019)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型和变革,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化"改造再到中苏关系解体之后的"中国化"探索,从"文革"十年的全面停滞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创新,德育理论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前进,在波折中不断探索,实现着自身的现代转型及改革创新。新世纪以来,中国德育学者继续开展德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更加注重在本土教育语境及现实问题背景下展开中国德育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的创新,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原创性与实践引领性的德育模式,展现了多元开放姿态下的学术争鸣与学术创造。展望未来,中国德育理论研究必将在中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不断走向深化和拓展,并在新时代背景下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培育。     

理论与实践的难题——以中国法律体系形成为背景的反思

作为一个法律移植国家,国外的法条与法学理论在植入本土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真正实施,转化为人的实际行动的难题。几十年来,我国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之间脱节。人们经常对学者的理论进行抱怨,但批判论者也对"理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理论与实践有不同的担当,应当加以区分,但二者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应当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难题,谋求二者的良性互动,以此促进我国法学与法治发展。近年来,我国法学理论及实务部门在探求二者互动方面虽然做了一定努力,但依然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法学教育和法官培训等方面予以变革,并在体制上建立沟通二者的渠道,真正走出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脱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