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补丁”与“治根本”

从分区域“限行”到全路段“限号”，从摇号“限牌”到收费“限停”，一些城市的治堵举措不可谓不多。但“拥堵之殇”并未根本缓解。这些措施也被公众揶揄为“打补丁”。其实，拥堵的症结在哪，“打补丁”能否治根本，相关部门并非不明白。一边是相关部门出台治本之策的承诺，一边是“补丁摞补丁”的现实，“打补丁”与“治根本”的矛盾、认知与行动的背离绝不止治堵一例。     

实施“双育”计划 唱响“十星”品牌

在“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中，竹山县委坚持以党性教育为基础．以能力培育为重点，与“十星级”党员争创活动紧密结合，大力实施以“懂驾驶、能上网、会创业、精经营、善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党员素质提升工程，得到了广大农村党员的积极响应，呈现出“双育”计划稳步实施、“十星”创建逐步深化的生动局面。     

试论“以人为本”的法治保障——“法本位”是“人本位”的有效化身

人与法在“本位与工具”视角上形成了“法本位”法理命题。法律在其“工具性”上，首先是“以人为本位”，即人与法在本质层面上是“人本位一法工具”的“原生关系”；进而，在法治社会，法律又在其“权威性”上，升华为“法本位”，即人与法在运作层面上是“法本位一人工具”的“转换关系”。法律的至上权威，需要权力授权渊源上的民主性强力支持。当然，在立法和本质层面上的“人本位”永不能被替代。有了“法本位”这一“人本位的有效化身”，则“以人为本”也就获得了其法治保障。     

论《庄子》“言”、“意”之辩中的“忘”

“言”、“意”之辨是《庄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得意忘言”是其中的主旨所在。分析《庄子》“言”、“意”之辨中的“忘“，可见其能够区分为“言为体“道”之障，和““言”为得“意”之具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忘”之含义的区分，有助于对《庄子》之“三言”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十七大报告”对“安全”的论述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6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为“国家安全”；2002年十六大报告14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为“国家安全”；2007年十七大报告23次提到“安全”，其中5处为“国家安全”。十七大报告与以往的一个区别是，对国家安全整体内容（如“安全战略”和“安全体制”）的论述，既没有放在军队国防建设部分，也没有放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部分，     

基辛格“无中生有”

基辛格是一个谈判高手，在国际事务中他能协调非常复杂的各方利益，在世界各国之间找到平衡点，签下一个个协议。一次，基辛格为了“练兵”，主动为一位贫穷老农的儿子做媒，他对老农说；“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位最好的儿媳。”乞老农回答说：“我从来不干涉我儿子的事。”基辛格说：“可这姑娘是罗基切尔德伯爵的女儿（罗基切尔德是欧洲最有名望的银行家）。”老农说：“嗯，如果是这样的话……”     

“两强化两提升”落实“服务基层年”工作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云南省国家税务局把国税工作主题确定为“服务基层年”，普洱市国家税务局对“服务基层年”工作作出了部署和安排。为了落实好省市局“服务基层年”工作要求，景东彝族自治县国税局深入调研，决定以开展“强化税收执法监督检查，强化勤政廉政监督检查；提升税收执法水平，提升纳税服务能力”的“两强化两提升”活动为抓手，确保“服务基层年”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把手”的“气场”

最近在巡视中发现有的单位“一把手”出了问题。深入分析一下，多是因为这些“一把手”“能量”太大、“气场”太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把班子和集体搁在一边，搞“个人说了算”。更有“气场”强大到近乎霸道、蛮横的地步，公然称“没有摆不平的事、用不成的人”，常常置班子成员意见及群众公认于不顾，我行我素，专断重大事项和选人用人，直至东窗事发酿成严重恶果。     

应改“侦察”为“侦查”

军队保卫部门的侦查工作多年一直使用“侦察”一词，恢复后的军事检察机关使用“侦查”一词。政法部门有同志提出能否统一使用一个词，也有的建议检察机关使用“侦查”，以体现以调查为主的工作特点，保卫部门的侦查工作仍按习惯使用“侦察”，以示区别，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保卫部门侦查工作的机密性，涵盖包括秘密侦查手段在内的侦查工作。目前，军队保卫部门尤其是基层仍在“察”、“查”混用。笔者认为应改“侦察”为“侦查”。理由如下：１．“侦察”是军事名词，是指为了弄清敌情、地形及其他有关作战的情况而进行的活动。保卫部门的侦查…     

以“重讼”思维求“少讼”境界

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政治构架，农耕自给为经济基础，儒、道思想竞逐交融的数千年中华文明，常以“无为”、“无欲”、“不争”、“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等作为共同愿景与追求，于是自然衍生出“厌讼”、“轻讼”、“无讼”的社会观念。     

“三到村”畅通“最后一公里”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洪湖市委以解决“四风”问题为突破口，探索建立“三到村”服务机制，切实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从虚实辨证论“得气”与“气至”

“得气”与“气至”均为针刺过程中的特征性表现，“得气”以医者针下气感与患者酸麻胀痛之感为主，但这种气感并非一定提示“气至而有效”，还须先辨“气”之邪正；“气至”除上述感觉外兼有脉象或表浅症状的改善。针刺的临床疗效通过进入“气至”的境界而实现，而“气至”的前提往往是“得气”。在不同辨证下，“得气”与“气至”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实证、虚证、虚实夹杂证等方面，论述“得气”与“气至”的特点及关系，可为临床医生辨病辨证及判断针刺疗效提供一些思路。     

《论语》中“君子儒”与“小人儒”考辨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及其弟子多次提到“君子”、“小人”的字眼。在不同的时代，“君子”、“小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孔子又对学生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到底何为“君子”、“小人”，何为“君子儒”、“小人儒”。关于这两个问题，几千年来无数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看法不一，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这里也尽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君子”与“小人”、“君子儒”与“小人儒”、“义”与“利”稍作论述。     

实行“三三制”规范农村“能人”入党

2008年6月15日，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老观村35岁的建筑“能人”彭念文，经过“三方推荐”、“三级考察”、“三级负责”三关，被发展为预备党员。“三三制”是黄陂区委规范农村“能人”入党的一个创新举措。     

《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扁李“台独”心路之比较研究

陈水扁与李登辉两人在“台独”问题上，是“殊途同归”，是一丘之貉。在分裂中国的“台独”心路上，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采用了不同的手段、方式和策略。一、扁李都是顽固的“台独”势力的总代表，并勾结“藏独”分子，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李登辉老奸巨滑，老谋深算；陈水扁狡诈多变，为选票“变脸”李登辉的“台独”思想早已有之，他善于“表演”和“伪装”，直到上台，才逐渐自暴底细。李登辉上台后，马上聘用彭明敏为其“总统府”“国策顾问”，并暗地里纵容“台独”分子，默许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在台湾…     

实施“双基”工程 深化“三级联创”

近年来，我们枣阳市吴店镇紧扣新农村建设主题，将深化“三级联创”作为农村党建的重中之重来抓，以开展“双基”工程建设（党组织基础建设和党员基本能力建设）为主要载体，确保“三级联创”活动纵深突破、平衡惟进，开创了基层组织建设新局面。、全镇80％的村达到“五好”标准，全镇综合实力跃居襄樊市“十强”乡镇前列，跨入全省“五十强”乡镇之列，先后荣获“襄樊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北省‘六好’乡镇党委”等多项荣誉称号。     

从社会主义的“条件”到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民主”的30年历程

“人民民主”是共产党人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民民主”的实践开始了新纪元，党的十七大关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30年改革开放实践，对“人民民主”的最深刻的本质认识。在30年的实践中，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能人”回村描绘“美丽乡村”

洪湖市大力实施“能人兴村”战略，探索在乡村班子队伍建设中，创新引入域内外“能人”这一“源头活水”，全面激恬“能人”效应，不断掀起“美丽乡村”建设高潮。     

“法制”与“法治”辨析

“法制”与“法治”辨析陈晓辉“法制”与“法治”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外延上有何区别，两者关系如何，区分这两个概念有何现实意义，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点粗浅认识，供参考。一、“法制”与“法治”的内涵“法制”一词，中国最早见于《礼记·月会篇》“命有司，修法制”，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