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对台政策的“民主困境”

台湾问题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在台利益，美国不仅长期维持与台湾的所谓“盟友”关系，并将支持和保护台湾的“民主”纳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敦促台湾当局启动和完成“民主转型”，“民主牌”也成为台湾当局寻求美国支持的重要手段，成为美台“断交”后双方构筑“实质关系”的价值纽带。但是，美国推动台湾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客观上也为台湾当局以“民主”方式抗衡外部特别是美国压力、     

中美关系解冻前夕台湾对美宣传与游说研究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美宣传和游说运动,试图通过外交交涉、营造民间反美情绪、加强对美国政客和社会团体的公关等手段来引导和塑造美国对华舆论,防止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转变。虽然台湾当局在美的宣传与游说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设置了一些障碍,但由于美国援蒋集团势力的衰微,加上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是其内政外交各种因素带来的必然结果,其终究无法阻止中美关系从对峙向缓和转变的大潮流。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与对华贸易政策

像其他外交政策一样，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那么，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资本主义多元民主政治，美国社会各阶层、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又是如何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出来的呢？     

“9．11”事件与中东

近年来巴以和平进程步履维艰,耶路撒冷问题、边界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都有很大发展,导致冲突不断升级。这与美国长期推行偏袒以色列,压制阿拉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以本·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反映出一些人绝望情绪和铤而走险的恐怖精神,而实际上是美国自身种下的仇恨种子所结出的恶果。 “9·11”事件发生后,中东地区的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许多阿拉伯国家处于两难境地。美国的中东政策也面临困难的抉择。一方面为反恐怖需要,它必须联合阿拉伯国家,而要取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就要公正、合理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却又很难改变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还要积极支持沙龙政府以反恐为名打击阿拉伯力量。     

台湾省当局与非洲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

非洲是当前台湾当局三大“邦交”区域之一。台湾当局持续拓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国际上凸显其所谓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的“外交”政策开始从两蒋时期的“汉贼不两立”向“务实外交”转变，其对非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关系。尽管陈水扁当局仍采取“金钱外交”等各种手段积极巩固对非关系，但受国际形势变化及中非关系不断深化的影响，当前台非“邦交”关系逐步萎缩、台在非“外交活动空间”也进一步被压缩。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台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历程、动因以及趋势加以梳理和分析。     

台湾政局变化后的台美关系评析

今年3月18日台湾选举结束,5月20日,新旧台湾当局完成更替。2000年适逢美国总统大选,11月美国举行总统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更迭和美国总统大选,必然会对台美关系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已有所体现,岛内“大选”结束至今,台美关系已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同时,虽然美国新政府还未正式上任,但大选期间大量有关中国政策(及台湾问题)的辨论、政见,足以为研究者提供分析的平台。     

军事工业利益集团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

美国的利益集团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国内因素之一,它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甚至有人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地通过影响国内政治甚至直接参与国际事务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工业复合体就是众多利益集团中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政策当中,有一点是从未改变过的,那就是美国政坛背后军火行业令人畏惧的力量".     

中国与印度在美国的游说行动对比

中国与印度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塑造方法很少被关注,并更少被比较。大多数分析家描写美国对这两个崛起中的国家的影响。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国内决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一种比较典型的影响通道来自于游说集团。虽然双方都经常通过这类的方式,但是他们的游说行动还保持差异。按照理性主义,一切行为的基本特征都是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精密计算。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归纳方法来探索中印采取的游说措施,并使用国别观察来区分双方游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最后,文章要判断为什么印度在美国的游说行动往往比中国的游说行动有效。     

美国对台湾“政治安排”的政策及影响

美国对台湾“政治安排”的政策对“合情合理安排两岸政治关系”有重要影响。美国对台湾政治定位的政策是“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独”或“两个中国”，但同时又“对台湾地位不持立场”。在两岸关系的解决方式方面，美国对台湾的前途持开放立场，但认为应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且要尊重两岸民众的意愿。美国这一政策增加了对统一前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难度，但在某些方面与大陆对台政策也有一致性。目前，两岸应充分利用这些相契合的政策，推进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拜登政府对非政策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前景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大幅调整特朗普时期美国对非洲的“漠视”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不同维度加大对非洲投入,深化美非合作,试图改善美国在非洲形象。拜登政府的非洲政策具有突出价值观外交、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短缺议题优先以及强调大国在非竞争等特点。拜登政府从全球战略的视角处理美非关系,目标是在大国战略竞争中获取非洲国家支持,但其拉拢非洲打压其他域外大国的战略图谋难以如愿。展望前景,拜登政府非洲政策的推进,将面临诸多困难和局限性。     

台湾当局南海政策演变之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政府着手对南海划界。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接管南海并派军驻守。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继续宣称“中华民国”对南海“11条断续国界线”的u型历史性水域拥有主权。此后60余年，台湾当局一直没有放弃南海主权，但其南海政策历经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四个时期，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和调整，这些变化既受其时代背景的影响，也受主政者的主观思想所左右。本文试对1949年以来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演变进行考察，并通过对其相关政策的比较，探讨其历史变化的表现和特征。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影响与前景

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冷战期间因活动较少、相对隐蔽、作用相对有限，故未能引起重视。冷战后，伴随着“疆独”问题的凸显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开始浮出水面，走向公开化，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的重要变量。“9．11”事件后以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又出现了新变化。本文按时间脉络系统梳理了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就其对“疆独”问题的影响作了分析，最后就美国对“疆独”问题政策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浅析欧盟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欧盟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欧盟利益集团①通过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方式对欧盟的政策制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利益集团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员国事务的欧洲化、传统政治组织形式的日渐式微对欧盟层面利益集团的产生提出了要求。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性的利益集团政治符合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需要。尤其是在利益博弈中,双方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共栖现象更加强了这种需求。而利益集团对欧共体政策成功游说的正面效应,也促使欧盟层面更多的利益集团产生、发展。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欧盟的数次扩大对欧盟利益集团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中的智库因素：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为个案

近年来,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加大力度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冲撞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政策。一些美国智库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台湾民进党当局“官方”背景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尤其活跃。这家致力于提升美台关系的小型智库地位特殊,擅长运用多种组合策略介入美国涉台政策过程。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化,为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影响美国对台政策提供便利,但长远来看,该智库在对台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仍将受限。     

利益集团——俄罗斯政坛上的新生力量

利益集团,又称作院外集团或压力集团,属于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有现象。作为公民参政的渠道,它是西方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多元化政治文化的反映。利益集团对西方的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内外决策都有重大的影响,与政党一起被视为“第二圈的政策制订者”。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中,各种问题的决策过程都可清晰地看到利益集团的影子。     

台湾当局“过境外交”的演变与特点

今年5-6月,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借“过境”美国之机,在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对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台湾当局将这种手法称为“过境外交”,即以“过境”之名行“外交”之实。本文即针对此问题,通过回溯“过境外交”的来胧去脉,特别是以2001年陈水扁“过境”为个案,进行详细分析。归纳其特点与性质,以对台湾当局“过境外交”作出整体评价。     

台美军事合作的新特点和影响

在台美关系中，军事关系处于特殊的地位，军事关系中军售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对台问题上，政治上美国能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急独”，在军事上更多的则表现对“台独”的纵容，一再对“台独”屡屡发出错误的信号。如果说政治上限制“急独”主要表现为“政治表态层面”的话，那么在军事上纵容“台独”则更多的表现为具体的军售和直接的行动。因此，美国限制“急独”固然对台湾当局有一定约束力，     

民进党执政期间“侨务”政策探析

“侨务”政策是台湾当局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败退台湾以来的数十年间．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巩固与海外侨社的传统关系，争取侨心认同。积极服务于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逐步转向以“侨务”推动“外交”、以文化维系侨心的过程。2000年3月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台湾当局推展“侨务”政策的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及美伊战略博弈前景

特朗普政府把全面遏制伊朗作为美国中东政策首要目标,并对伊朗采取重启经济制裁、加大军事威慑等一系列强硬政策,以打击伊朗现政权的统治基础,以期最终达到政权更迭之目的。伊朗进行强烈反击,着力打造周边安全环境,加强与大国和邻国各领域合作,并加紧寻求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多方位出手化解危局。当前,美国与伊朗战略博弈持续升级。伊朗如何实现经济突围,如何保持经济与民生稳定,是现政权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影响美伊战略博弈结果的重要因素,并且对遏制地区国家核军备竞赛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引发美国国内的利益分化,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部分强烈反对,还有一些则摇摆不定。从产业地理政治视角出发,基于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两个维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有四种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观望派”、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地区整体对华贸易政策偏好经由选举制度投射至决策主体——总统和国会,对国会议员而言,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利益,二者在沟通、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通过对两组代表性案例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进行比较分析,印证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背后的产业地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