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被引入到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实践领域。城市社区治理以其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合作化和资源配置的动态化与互补化优势,逐渐成为当下推进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这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内涵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制度支撑,是新形势下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动力源泉。新形势下,在城市社区内塑造普遍信任、加强规范社会资本建设、发展参与网络,成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重大任务。     

发展非政府组织与构建和谐社会

非政府组织具有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稳定与和谐中的支柱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自觉运用非政府组织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将非政府组织真正整合到社会治理结构之中。发展和规范非政府组织,要着眼于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促进非政府组织自主自治的同时,加大政府服务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力度,真正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构建多元社会治理机制、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以及政府转变职能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非政府组织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发挥着其特有的功能,具体包括咨政功能、化解内部阻力功能、承接政府下放权力的功能以及监督功能.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功能,需要尽快建立健全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度、拓展非政府组织参与形式和扩大参与渠道以及积极支持和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水平.     

我国乡村社区建设中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探讨

在中国的乡村社区建设中,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模式使得社区建设具有行政色彩,从而偏社区的本质。而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介入到乡村社区建设中来,这对于多中心治理秩序的公民社会的构建无疑是个好兆头。非政府组织在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随其参与程度的不断广泛深入,也相应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有望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极,成为政府离不开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起着补充作用。本文试图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重构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问题。     

社会资本:治安治理的一种研究方式

当前中国的治安治理实践客观上存在着警察失效、市场失效的问题,基层社区参与治安治理并与政府、市场等主体良性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这种治安治理结构的确立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撑。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支撑点,规范的建立是保障治安治理有序的前提,基层社区参与网络的建立有利于治安治理行为的优化。通过改革优化政府机构、完善立法、发展市场化治安组织和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为治安治理效果的提升提供路径选择。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中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公共权力也处在转型的特殊阶段,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即非完全契约。传统公共权力管理社区的观念、权力架构和管理方式还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文章以公共权力由“强制属性”向“契约属性”转型为分析视角,对比剖析了中外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制约因素的不同特质,希望对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有所助益。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社区治理中传统的政府公共权力还在主导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公民参与的意识还很淡薄,公民参与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传统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造成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缓慢,公民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以社区公共权力“契约化”转型为分析视角,对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尝试构建公民和谐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实现治理结构的均衡;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实现政府权力的限制与收缩;理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优化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机制.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