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流动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在人口迁移转变的新时代,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切入点,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简称CGSS）的最新数据,考察了流动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老人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均能显著影响流动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经济因素中的收入水平,社会因素中的社会支持、子女数量,均对流动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研究结论证实城市流动老人的幸福感整体要优于农村流动老人,影响他们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建议开办老年大学、提高文化素养和受教育水平,采用多种方式、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促进社会交往、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从而有效提升流动老人的幸福感。     

社会支持对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社会支持对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总体幸福感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对852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大二年级高职学生较大一和大三两个年级的主观幸福感低,文科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理科生;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相关显著,中高社会支持的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低社会支持的学生;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社会支持对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客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尤为重要。     

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为考察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采用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和快乐感量表对768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修订后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程度以上;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在年级、成绩、抚养人及家庭所在地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硕士研究生精神智力与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目的：研究硕士研究生精神智力与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索精神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独立预测作用。方法：采用方便、随机取样选取云南省四所高校硕士生800名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有效问卷639份。结果：我国硕士生的精神智力发展水平正常，回归分析结果提示，精神智力是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积极的预测因子，但超然维度对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有消极作用。在控制心理健康变量后，精神智力能独立地预测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比精神智力能解释主观幸福感更多的变异量。     

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初步研究

本研究通过山东省范围内取样(N=1230),对当前城市青年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表明,目前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婚姻状况对城市青年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还就如何提高城市青年的主观生活质量提出了若干建议。     

全球化移民新趋势与五缘文化传承发展

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移民出现新的流动趋势,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在全球移民总数中所占比例为81%。随着经济全球化作用和中国改革开放扩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华侨华人移民海外出现新的发展变化,形成华侨华人新移民群体。华侨华人移民路径由传统的南—南移民转变为南—北移民。华侨华人新移民群体的构成和生存方式由传统的投亲靠友移民转变为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全球化国际移民新趋势改变了华侨华人新移民的迁移路径、就业创业和生存方式,华侨华人新移民在新的多元化文化生存环境中依然保留了中华文化内在的凝聚力、包容性和开放性,再次体现了五缘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青岛市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对324名青岛市新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1)青岛市新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低于普通城市居民;(2)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年龄对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4)婚姻状态对青岛新市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信心有显著影响;(5)不同居住状况对青岛新市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但不同居住状态对其目标价值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的影响差异显著;(6)受教育程度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知足充裕、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心态平衡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文章介绍了主观幸福感的含义、特点和国内常用的测量问卷，分析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各种因素，探讨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为积极心理学中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

基于对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社会网络的资料研究分析,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是一个高密度的核心网络,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的亲缘关系在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控制了其他结构变量之后,性别在网络规模、网络关系组成、网络异质性、网络亲近性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社会网络模式,说明职业女性虽然身兼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为一身,但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式家庭分工模式促使职业女性的生活重心仍然比男性更兼顾家庭.此外,职业阶层地位、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居住地等社会结构变量对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模式也有着影响力.     

青岛市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对324名青岛市新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1）青岛市新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低于普通城市居民；（2）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年龄对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4）婚姻状态对青岛新市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信心有显著影响；（5）不同居住状况对青岛新市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但不同居住状态对其目标价值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的影响差异显著；（6）受教育程度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知足充裕、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心态平衡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与提升路径——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调查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心态不仅反映了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自身的社会生活感受、社会动机与情绪等,而且会通过企业家的管理权和影响力将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渗透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用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课题组通过对浙江省1022名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主观幸福感"的调研发现,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三感"总体感受良好。从分项来看:安全感有待提高,尤其在信息安全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特别焦虑,安全感的行业、代际分化明显;获得感较高,对自己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很高,但小微企业在竞争环境公平性和政策执行度方面的满意度不如规模以上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整体主观幸福感较高,企业传承意愿有所上升,但信心仍有待提高。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密切相关,要增强企业家的整体主观幸福感,应在保证他们体验到充分安全感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其获得感。     

大学生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初步研究

本文在山东省范围内取样,对当前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山东地方常模相比较,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没有显著差异;性别因素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女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与同龄青年相比,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有关。     

环境污染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探析

通过对"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无论是环境污染的多维指标,还是整体环境评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环境污染主要是通过损害居民健康及破坏居民心情的方式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环境质量作为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的司法适用

在对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进行司法适用时,应当依据民众观念和社会情势的变化对其进行扩大解释,结合"公共场所"的本质属性以及网络空间的社会属性,网络空间应当被认定为"公共场所";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具有其独有特点,认定虚假信息要从内容的虚假性、诱导性、具体性以及信息来源的非正当性等四个方面来加以认定;"无事生非"的主观心态并不是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所必需,其主观心态既可以是主观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明知"的认定应当以刑事推定的方法来予以认定;借助于"累计犯理论"和"传播性理论"判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时,要合理考量发起者的行为使得危害进一步扩大的危害后果。     

媒介赋权下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基数较大,其既是我国工业生产的主力军,亦是社会发展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下,明晰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与网络媒介的使用之间的关系及现实情境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1402份问卷数据的收集整理,探讨媒介赋权下不同代际、不同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与媒介使用的关系,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阐释.研究发现:网络工具赋权和网络教育赋权对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网络情感赋权对于不同地域不同代际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感知存在明显差别;网络信息赋权并不能够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媒介信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侵犯网络账号的行为定性与刑法规制

侵犯网络账号的行为定性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反复。网络账号的定性固然重要,但不能让网络账号的法律属性承担过多的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仍然应当结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认定。刑法应从属于民法,虚拟财产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而被认定为无体物,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虚拟财产具有数据属性、物品类财产属性、网络账号类财产属性、信息属性,且彼此存在竞合。针对司法实践中"出信""洗信"行为应当具体分析而不能作"一刀切"。     

青少年手机依赖对主观幸福感与社交自尊的影响

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德克萨斯社会行为问卷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分层随机抽取的山东两所职业院校的1031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学生手机依赖、社交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在性别、生源地和独生情况上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手机依赖高分组社交自尊、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F=9.188,4.639,P0.001);手机依赖各因子与社交自尊、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r=-0.080~-0.188,r=-0.254~-0.311,P0.05),社交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144,P0.01);手机依赖、社交自尊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预测作用,社交自尊在手机依赖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社交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手机依赖对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社交自尊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高职院校女教师主观幸福感问题研究

主观幸福感在国内外均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对于高职院校女教师这一群体,此方面研究还是一项空白。本文作者从切身体验出发,结合相关调查研究,将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这一群体中不同人群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了影响因素,并从社会、组织、个人三个层面分析了如何通过心理支持以提升这一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策略方法。     

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探索性研究——以2008年网络事件为例

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网络集体行动成为社会科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焦点。网络集体行动具有不同于传统集体行动的特征:其发生场域是网络公共领域,主体是网络民众,客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化呈现,主要方式是网民的口头抗议与表达。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西方理论解释框架和本土解释模型为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范本,价值累加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取向以及本土解释模型中的怨恨变量、动员变量和理性变量经过适当的调整同样可以解释网络集体行动为何会发生,对2008年的五个网络热点事件的剖析或许可以佐证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个体特征、夫妻交往与婚姻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度的数据,实证研究个体特征、夫妻交往与我国居民的婚姻幸福感的关系,并比较不同变量和婚姻幸福感的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的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工作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自评住房状况、和配偶发生冲突的频率以及向配偶倾诉烦恼或倾听配偶烦恼的频率与婚姻幸福感显著相关;将全体样本按性别和城乡分解后,除夫妻冲突的频率与婚姻幸福感保持显著的负相关外,其余变量与婚姻幸福感的关系在各子样本的回归中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