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的国际政治分析

全球卫生安全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一项议程始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末;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全球卫生的国家安全意义和应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政策框架;奥巴马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卫生安全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美国把全球卫生安全融入对外政策议程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新型和复发传染病跨国流行和生物恐怖活动对美国国内和海外驻军构成的日趋增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卫生威胁;通过实施全球卫生外交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减少传染病的跨国传播,维护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以及对美国战略上重要的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通过持续、深入的全球卫生介入,宣传美国的人道价值观、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卫生介入是其全球卫生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短板。加强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是总结疫情教训、推动危机转化的关键。我国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体系的建设可借鉴国际社会在修复理念、救灾体系、应用平台、志愿服务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通过采取法律体系建设、健全机构和完善基础设施、社会化普及等手段,尽快补齐短板、堵住漏洞、强化弱项,切实提高我国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美国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

21世纪初以来,美国已构建起涵盖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自然灾害、网络安全威胁,以及意外和蓄意释放生物、化学、核放射性物质行为的卫生安全观;建立了旨在维护本国和全球卫生安全的战略体系和法律体系,以及军民协作的国家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与机制。虽然有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美国却未能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相关决策将党派和个人的政治利益以及短期的经济利益,凌驾于维护本国和全球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利益之上。由于不尊重科学规律和专业意见,不能有效地协调联邦与州政府的责任和行动,持续压缩卫生安全投入,缩减国际责任,转嫁矛盾,导致美国和全球的抗疫努力付出了更多生命、时间和资源代价,并进而对全球的卫生安全治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韩国公共卫生外交研究

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韩国作为最早出现感染病例的国家之一,迅速采取了科学、透明、民主的防疫政策与措施,及时控制住了疫情,一时成了全球各国争相模仿的抗疫典范,树立了 K-防疫模式.韩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借此机会,在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公共卫生外交,提高了国家软实力,大大提升了其国际形象.具体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韩国采取了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联合抗疫的公共卫生合作措施,向国际社会提供防疫物资与技术,实行宽松、温和、人道的出入境管理等措施,疫情下的韩国公共卫生外交体现了韩式特点,除与国际社会在传统物理外交空间加强合作外,还积极利用智能技术拓展数字外交空间,利用文化价值因素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同时,韩国积极促进公共卫生外交主体的多元化与全民化,体现了双向、互动、合作的新特点.     

世界战疫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各国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其中既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互助义举,也有"坐看水流"甚至"幸灾乐祸"的遗憾场面。聚焦于抗疫主战场中国,那里坚决的隔离措施控制了传染源、切断了传播途径、保护了易感人群,更以统筹全局、全国动员、突出重点的对口支援疫区机制赢得了全球抗疫的"时间窗口"。来华考察的世卫组织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留下一句话:"此刻,世界应该了解中国所做的事情。"     

我国抗疫中的权利保障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至3月31日,中国以外确诊病例已超70万例,60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前,我国各地纷纷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30日,WHO(世卫组织)宣布将新冠肺炎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全国多数省份已调降应急响应级别。     

从“融入西方”到“追求主导”——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演变

与美国、中国等国家相比,俄罗斯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并非全球卫生治理的首要贡献者,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回顾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过程,可以发现,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从融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以防治艾滋病为核心的全球卫生治理,逐步转变为追求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独立主导地位。俄罗斯围绕世卫组织等联合国机构,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为抓手,以重大峰会为契机,优先推动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理,建立并维护独立于西方的、以俄罗斯周边地区为核心的卫生安全体系。维护日益演变的卫生安全利益、扩大基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影响力、应对西方国家对俄卫生利益的挑战,是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动因。当前,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合作空间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这也为未来中俄全球卫生合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亟需完善传染病防控法律责任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其严重性、危害性渐为人们认知。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针对不同种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继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与传染病防控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关于传染病防控法律责任的规定仍存在不少冲突和疏漏,亟待立法予以完善。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恐合作评析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政府基本都将反恐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优先议程之一。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原因，长期以来，东南亚可谓是恐怖主义活动多发地区，并被美国视为反恐的“第二战线”。而选择与域外大国进行反恐合作是东南亚国家进行有效反恐的主要路径之一。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主要通过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展开，以多边合作、小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为主要合作形式，以共同签署反恐宣言与决议、举行反恐联合军演、共建反恐机构与情报共享中心和反恐援助等构成合作的多重途径。历经20余年，这一合作逐渐呈现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多层网络化架构，并取得了诸多成效。然而，由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反恐目标与能力方面的不对称性、合作机制的低制度化以及和美国参与的间接性等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仍影响了合作的深化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     

编者的话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的蔓延以及各国在应对疫情中各自的表现,给人们对于大国合作应对国际重大突发事件、通过现有合作机制形成有效治理的预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合作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因此次疫情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高涨,与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强化相结合,引发人们对于疫情后中美关系走向以及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转变的广泛关注。     

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美国因素

东亚可以说是世界上安全困境最严重的地区.为解决这些困境,东亚各国通过摸索,建立起一种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然而,该机制从建立之际,就受到美国因素的强烈影响,其未来也必然与美国因素息息相关.     

Japan as America’s global partner: Problems and prospects

The concept of global partnership remains a central theme in the conduct of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evaluates Japan’s performance and potential as a global partn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 notes the qualified outcomes to Japan’s extended quest for a world role, its inability to lead by example in world trade and its pre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contributions as a sub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eadership. On the other hand the article recognizes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Japan’s human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its willingness to tackle global problem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otential to reduce security costs in Asia by means of foreign aid allocations, increased host-nation support for American forces and by promoting regional security dialogue. The article highlights Japan’s emerging identity as an Asian power and the problem of diverging U.S.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cknowledges the crucial importance Japan attaches to the continued American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and its desire to insulate the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from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Japan’s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operate as a global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much greater in some areas than in others. She is the co-author of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in Northeast Asia: East Asia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llen and Unwin, 1986).     

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分析

菲律宾是第一个表示支持美国反恐斗争的亚洲国家,反恐战争使双方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用美国总统布什的话说,美菲在反恐战争中已经是"军事同盟".本文分析了菲美安全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的原因、影响,并针对菲美安全合作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平衡、融合与引导——试析新世界秩序构建中的中国作用

频繁的世界危机凸显出全球化时代下国际问题不可阻挡的跨国溢出与无序的世界治理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从能源到气候变化问题,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从国际金融系统的稳定到跨国宏观经济协调,政治、经济、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世界越来越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当前处于世界新秩序重构的重要转型时期,中国不断增加的国家实力、声望和影响力赋予其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旨在阐述中国在新秩序构建中的力量平衡、制度融合与理念引导作用。     

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述评

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启以来,马拉巴尔2020军演是美日印澳四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演。马拉巴尔2020军演折射出美日印澳四国针对中国的意愿及合作新进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础和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机制,在近几年持续获得进展。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对四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马拉巴尔2020军演后,原本紧张的中印及中澳关系继续恶化。美国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竞争。美日印澳四国不但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还营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拜登上台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继续强化。拜登比特朗普更重视与盟友合作,借由与日印澳三国磋商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并走向准军事联盟。美日印澳四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停止针对中国,但是在经贸领域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改善对华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升级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政府正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印太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美国试图在外交层面让中国陷入孤立态势,在安全层面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将让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局面,更加险恶的安全态势。     

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

关于亚太地区当前格局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均认为美国与欧洲先后陷入危机,未来5至8年将呈现收缩态势,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衰落。俄方学者认为,在欧美因为经济危机陷入衰退的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增长势头,国际经济中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政治中心也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同时崛起,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国际权力出现扁平化,竞争的中心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在亚洲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不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俄方认为,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大有围堵中国之势。俄罗斯融入亚太需要和平的地区形势,建议在中、俄、美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机制,为本地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方认为,在新的地区形势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欢迎并愿意协助俄罗斯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新的地区秩序应当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与亚洲国家多样性相适应的。在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安全议程。俄方学者认为,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短期内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欢迎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参与。中方认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高,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逐步明确,双方可以在项目开发、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深入合作。在中亚地区,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成为本地区新的安全威胁,加上原有的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俄方认为,应当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势,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加强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方学者认为,应当发挥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解决中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通过经济合作使中亚国家走出贫困,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应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程,与欧亚联盟等本地区其他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     

冷战后美日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 ,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日关系也随之加以调整 ,由初期注重经济关系到中后期注重安全合作关系 ,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 ,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研究——兼析奥巴马政府的海洋政策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在发展和演变中相继经历了行政区划管理、部门管理、综合管理等三种海洋管理模式。影响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对国家利益与安全的界定、利益集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权博弈中的合作、国际海洋法等。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其措施包括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统筹和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海洋管理工作,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区域协调的综合管理机制,强化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执法能力,实现海上力量的全面合作。这些措施迎合当前美国海洋综合管理的需要。但美国在国际海洋制度方面继续采取以自己为标准的选择性多边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海上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美国与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七国集团为视角

新大国协调继承了传统大国协调通过外交会议、协商来决策的方式,治理领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多个领域。从新大国协调的起源看,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始起领导作用。本文通过考察"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发现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是新大国协调最有意义的制度创新。这种一国领导、多国合作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协调的治理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多边安全治理机制。由于这种领导的存在,新大国协调产生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主要包括:形成美国意志主导下的大国共同立场、应对国际危机的大国集体反应、其他大国对美国身份的认可以及美国对其他大国分配治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