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

近年来,市民社会无疑是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哈贝马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对市民社会思想作出了突出的阐释。在追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理论渊源基础上,通过对哈贝马斯两个阶段市民社会概念的阐释,彰显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独特视角——文化视阈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并进而揭示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探析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实质及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础。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从鼎盛到后现代的转变,对文化体系和交往行为的研究是其理论特点,"公共领域""生活世界"是其理论核心。对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二者的理论。     

释放与覆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与演进范式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共时性挤压”成为世界发展的共同历史语境;在这一语境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特殊的路径和逻辑,其发展演进也表现出独特的范式特征;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逻辑是“释放”,体现为国家从市场和公共性领域的主动退出;演进的范式是“覆盖”,体现为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不完全替代和对国家社会性的完全替代这样一种发展路径。     

从哈贝马斯理论看"国民之争问题"

国民之争问题在中国日益突显,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加剧了个人与国家的疏离,尤其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冲突不可避免。哈贝马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外建立新型政治经济哲学,即话语政治,并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开创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两部分,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方式,并借助公共领域这个中介,协调两者间的矛盾。于是,国家维护系统权力,公民维护社会规范,在权力与规范的对立中,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国民之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协调方法,也为我国经济领域的国民之争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培育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民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它是调节国家和社会(市民社会)的独立领域。公民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公共舆论进而和公共权力相抗衡。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公民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对公共领域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公共领域要注重通过培育公民文化,加强制度建设和健全大众媒介组织加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批判能力,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     

“公共领域”研究的兴盛：背景与动因

"公共领域"研究是近20年来的学术研究热点.西方"公共领域"研究的兴盛是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英文版的出版为导火线而引发的,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背景与动因,那就是西方各国自由与民主等价值的沉浮流转及市民社会理论的兴旺.我国"公共领域"研究的兴盛除了受国际上影响外,也有着深刻的本土社会现实背景做支撑.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论点集萃

□摘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寿林博士撰文提出:如果说国家是以强制力量为依托,以政治权力为手段,以统治秩序为经纬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那么社会则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纽带,以人格独立为特征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国家是对公共活动领域的一种抽象,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一种抽象。两者在特征上的主要差异表现为:第一、国家作为人们公共活动领域,其权力是社会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社会作为人们私人活动领域,其权利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第二、国家作为人们政治活动领域,其权力以强制力量为…     

论"公共领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公共领域是政治、社会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自由交往空间。公共领域以日常语言为交往手段,以“理解”为交往前提,以“开放”为交往取向,旨在通过自由、充分的商谈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意见,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批判功能。当前,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大力培育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自由的交往空间和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传媒,从而保证我国公共领域的成长。     

微博时代理想公共领域构建的现实思考

公共领域是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政治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的中间地带。随着Web2.0技术的发展,微博为公共领域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为理想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现实平台。微博时代如何构建理想公共领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视野下“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创新

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早期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出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局面。进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从文化视域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分析。这对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及如何为当前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寻求本土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之学术论证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之所以是成立的,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的学术独立性:不仅公共领域及其观念源远流长,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现代公共领域理论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内容和学术发展逻辑;同时,公共领域概念本身也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因此,把公共领域问题从市民社会理论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话语加以专题性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于市民社会范畴演进史的综述

“市民社会”是社会政治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由于时代背景不同,思想家在运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差异很大,其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将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具体分为五部分,即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国家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共产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进行讨论.     

市民社会崛起与精神世界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崛起。在内涵上,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公共领域的总和;在实践上,市民社会的崛起预示着社会结构转型。在市民社会崛起的背景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将在三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即权益意识、私人自主意识和自觉博弈意识的逐渐增强。     

公共精神的中国生成:现代国家治理视界的论证

公共精神是立足于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以公共领域为载体,以公共事务为指向,以公共利益为价值旨归的伦理精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与良性互动所生成的公共领域是公共精神生成的重要依托。从国家治理视域考察公共精神的生成图谱、式微成因、提升进路,不难得出,国家与社会在高度合一、二元分化、良性互动的历史变迁中,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呈现阙如与萎缩、发轫与觉醒、确证与勃兴的演绎图谱。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公共领域的私人化、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是公共精神的式微成因。当前重塑治理结构、拓展公共领域、发展社会组织是公共精神提升的治理进路。     

公共问题的文化建构:以治理“酒后驾驶”现象为例

本文在综述政治过程与社会冲突路径单轨建构"私人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政策问题链"的基础上,提出存在一条"私人问题—社会问题"+"私人问题—政策问题"——公共问题的文化路径双轨建构"公共问题"的进路。以"酒后驾驶"问题以及"反酒后驾驶措施"为例,本文认为,"酒后驾驶"现象成为公共问题是通过两种冲突文化建构起来,即机动车为交通工具所建立的交通文化是现代的国家文化,本质是要求驾驶员有清醒的责任意识,是以理性为根基的文化;而酒文化是一种世俗的社会文化,其要义是帮助饮酒者获得无责任意识的快乐,是以感性为起点的文化。因此,"酒后驾驶"是国家和社会因为不同文化双向建构起来的法律(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交通事故的危害性扩散引发社会冲突,促发"酒后驾驶"作为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变成公共问题,并进入到政治系统。当国家用立法形式禁止饮酒者驾车而无政策鼓励社会禁酒或限酒时,实质是用单向的"公共政策问题链"逻辑在建构公共政策,必然引起文化冲突,治理效果流失。因此,本文提出从文化角度反思社会问题建构成公共问题的双向路径,防治社会管理中的深层次社会痉挛,寻求公共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双向运动的合作思路。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市民社会"在欧洲中世纪时期逐渐兴起,主要是指城邦国家或政治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社会不断发展,"市民社会"理论的内涵在西方社会不断变化和丰富,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还是其他西方哲学家都对"市民社会"思想有独到见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受到黑格尔的传统经济基础理论启发,葛兰西根据西方社会实践的变化过程和马克思的思想,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对"市民社会"做出新诠释。因此,将马克思和葛兰西不同的思想理论进行比较,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借鉴意义。     

合理性理论上的"对话"——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而且后者的理论带有浓厚的韦伯式背景。但韦伯将“目的—工具合理性”与合理性一般等同起来,并将其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叙述工具,合理性的概念太狭窄。哈贝马斯则从合理性中探寻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钥匙,拓宽了合理性的内涵,实现了由“工具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的跨越。     

论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中的阶级意识问题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中,阶级意识的培养和形成是其一项重要内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文化发展必然结果,也是无产阶级实现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机会和标志.葛兰西将“国家”理解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结合体,从而这种阶级意识也表现为“政治社会”的“政党意识”和“市民社会”中的阶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