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实现路径管窥

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同时也被赋予刑事侦查职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为行政证据司法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公安机关执法取证工作提出了挑战。实践中,因公安机关采用不当手段或违反法定程序非法取证,导致可能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行政证据能力降低,甚至丧失。因此,需要以规范公安机关执法取证行为为基点,提升行政证据司法化的效率。     

试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取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由于证据意识不强,在办案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下降甚至无效,降低了办案效率,影响了办案质量。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一是侦查人员应转变观念,牢固树立“证据第一”的思想;二是要强化侦查人员依法取证的观念;三是侦查人员要提高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四是公安机关应建立、健全各种工作规范和制度,促使侦查人员不断提高证据意识。     

审判中心视角下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从表面上看是强化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实质上是强化证据的审查和判断,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审判原则是其题中之义。侦查机关承担着收集证据的重要职责,其证据供给质量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从证据审查实践来看,侦查机关取证问题主要集中在取证不全面、取证不规范和取证不严谨三个方面。侦查机关证据供给乏力存在多种证据表现,包括笔录类证据制作、书证提取、讯问、鉴定检材的提取和邀请见证人制度等方面。为了强化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需要围绕证据审查制定举措。除提升侦查机关全面取证、规范取证和严谨取证的自觉性外,还应当加强侦查人员以外的外部审查,通过创新证据审查机制来保证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供给质量。     

运用证据属性提高治安案件的办案质量

我国理论学界一般认为证据具有"三属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治安案件的证据也不例外,也应具有"三属性"。当前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中,少部分民警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上还存在认识误区,收集的证据不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要求,导致办案有失公正,甚至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因此,必须从以下方面加强证据审查判断:减少主观因素对取证的影响,综合分析单个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确保取证活动符合实体和程序规定等,以提高治安案件的办案质量。     

言词证据存在的疑难问题浅探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在言词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以及几种特殊言词证据的运用上存在不少疑难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办案质量。办案人员应根据言词证据在收集、审查、运用各阶段的特点,注意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全面性、合理性等要素,以提高言词证据的质量。     

论现场勘查主体的证据意识

现场勘查主体的证据意识关系到办案质量 ,但在办案实践中 ,部分勘查人员存在主观片面、取证工作盲目、证据保管不善、证据审查不到位等证据意识薄弱现象。对此 ,应树立“证据第一”的理念 ,并采取业务培训、领导业务把关、规范勘查程序等一系列措施 ,以增强勘查主体的证据意识 ,提高侦查办案质量。     

公安机关适应新刑诉法的关键是提高证据意识

修改后随刑诉法给公安机关办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使公安机关在收集取证方面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公安机关要想尽快适应新刑诉法,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证据意识,在取证上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要改变传统的取证方式,加强对证据的收集、审核和运用,把公安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于“零口供”案件证据的质量标准研究

"零口供"案件是现在刑事办案实务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零口供"案件本身的特性,要求审查和运用证据时应当注意:严密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审查相关证据;把握证据锁链;确保证据质量符合标准等。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公安刑事司法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理念、能力、模式和内部管理制度等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法治潮流,着力实现执法理念上由实体正义向实体程序正义并重、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查明事实向证明事实的三个转变,完善证据收集、保管、审查三项工作机制,构建新型的侦查起诉和侦查辩护两种关系,健全以审判为导向的未决羁押、表彰奖励和宣传报道三类执法管理制度,着力提升执法质量和公信力。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论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面临困境,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在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始终未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目的:不得以侵害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为手段取证。以此为中心判断派生证据的先天瑕疵是否为实质性瑕疵,再进行利益衡量确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构建庭前会议与庭审中心“阶层式”证据审查制度,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起到推进作用。非法言词证据的派生证据应绝对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派生证据采取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并行的方式。     

略述民事证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合法的收集证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要明确证据的合法性,让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得以充分的发挥作用。在我国民事证据立法中,应当就陷阱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加以规定,还应该借鉴国外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些例外情况。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比较、反思与重构

我国学者关于"能否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有悖于逻辑学一般规则,也无法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求,而域外学者就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则较为科学合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应界定为:能否直接证明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证明的事实.     

关于本证与反证之再思考

对本证与反证的界定,我国学界是从单纯的证据分类学的视角进行的.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上的缺陷,即其所能包括的证据数量过窄,只能在直接证据中进行再次分类等,这显然违背了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证据分类原则.本证和反证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证明学领域,所以对本证与反证全面而准确的界定应该是从证明学和证据学同时着手进行.与此相关的间接反证理论中所凸现的仍然是具体的提供证据责任,而非证明责任,所以反证方当事人对间接事实负担证明责任的提法是有瑕疵的.在有相反证据推翻不同种类的推定时,应该根据客观证明责任是否转移而使用反面证明和反证,单纯使用反证一词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分歧.     

刑、民证据法之差异论纲

刑、民事诉讼目的的不同,导致刑、民事证据法在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明方法、证明对象、证据调查原则、证明责任、法官形成心证的资料范围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国应当制定与各诉讼相适应的证据法典,或补充完善三大诉讼法中证据法的内容,而不宜制定统一证据法典。     

我国刑事侦查中证据及规则研究

在侦查实践中,证据规则分为真理性判断规则和正当判断规则。前者包括经验排除规则、补强规则、优先规则、预防规则、分析规则和安全规则;后者则专指司法机关系取合法途径取证的规则。     

对证据法中物证的理解

由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的作用,犯罪行为、民事纠纷和违反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其实施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一定的影响,留下某些痕迹。即使有人毁灭,伪造证据,其毁灭伪造证据行为又会留下新的痕迹。那些受到犯罪行为,民事纠纷或者行政纠纷发生过程中的影响而在形状、位置等方面发生变化的物品,就储存了有关案件实际情况的信息,从而可以成为证据。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是可以收集到物证的,因而它是司法工作中经常使用的证据种类之一。     

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内涵的探究

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是两种重要的证据制度,但学界对二者内涵的认识却存在颇多分歧。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可以探究出这两种证据制度的真实内涵为“证明力的判断方法和证明标准的规定”。据此,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毫无疑问地应该采取让法官自己去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模式。     

证据动态变化与侦查阶段证据保管机制之构建

侦查取证工作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在侦查取证领域,应当密切关注证据的动态变化。证据动态变化在现场勘查前后一直存在,既可能是自然因素所致,也可能是人为因素所致。为有效记录并解释证据的动态变化,应当在侦查阶段构建科学的证据保管机制,从而确保侦查取证工作的合法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