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被害人同意理论的重构

"被害人同意"概念存在不严谨、不科学之处,应以"权利人同意"取代"被害人同意"."权利人同意"并非刑法的评价目标,"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才是刑法的评价目标."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权利人同意;(二)心意相应;(三)行为相当性.     

论医疗知情同意理论

知情同意作为一项有利于实现医疗目的的私法原则,具有其独立的利益设计和价值取向。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是实现知情同意原则的前提,而知情同意理论的要件是具体落实知情同意原则的关键,其中判断患者是否具备同意能力是知情同意的重要因素。但在适用知情同意原则时应注意识别几种例外情势。为了切实保障知情同意原则的实现,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知情同意理论体系。     

浅论同意搜查制度

同意搜查是指侦查人员事先获得被搜查人的同意后无须搜查证而实施的搜查。该项制度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较为严格的法定程序限制给侦查工作带来的不便,从而增强侦查工作的实效性和便宜性。建议我国立法增设同意搜查制度。     

论患者同意权行使主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行为的合法性判断更注重主观要件,患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合法性成为医疗行为合法性的关键要素。本文认为对我国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应该做明确归定,以便从根本上保护患者的利益。完善患者同意权行使主体制度,应该明确同意权行使主体;完善代位同意制度。     

政治义务的立与破:基于自愿主义的一种审视逻辑

许多政治义务理论致力于证成公民个体具有服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义务,而自愿主义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理论的核心主旨在于:对于公民个体而言,政治义务必须是经过其本人同意的一种自愿承担。具体来说,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理论的这一理论内核贯穿于它的三个常规版本和两个修正版本之中,常规版本包括明示同意、假然同意与历史性同意,而多数同意与隐然同意则为其修正版本。与此同时,作为修正版本的隐然同意还涉及两个"应用特例":一个是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另一个是居住地默许行为。     

隐私政策中的告知同意原则及其异化

告知同意原则已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对于互联网依赖程度的加深，适用传统的告知同意原则易打乱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状态；同时，依据该原则产生的“全有全无”管理构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实际适用中的高成本及低效率，甚至与信息自身的基本属性相悖。如今，各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以上问题，并开始在立法中对告知同意原则进行革新以克服因其自身结构性僵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措施包括:使用设立隐私设置选项，从择入机制到择出机制的逐渐演变，以及引入隐私风险评估机制等。在此背景之下，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并设立隐私评估系统，适当拓宽择入式同意的适用范围，以行业引导方式提供隐私政策模板均是应当考虑的策略。     

医疗告知后同意法则的刑法适用性研究——基于被害人同意理论的分析

医疗上的"告知后同意"法则和刑法传统理论上"被害人同意"虽源于同一上位概念——自我决定权,但对于存在特殊性的医疗行为而言,"被害人同意"并不能完整表达医疗伤害得以阻却犯罪的事由,而"告知后同意"则具备此优越性,且是法律的要求,在刑法上适用较"被害人同意"将更为准确与完备。医疗行为得以阻却犯罪的事由有三:一是主观上是出于医疗目的;二是客观上医疗行为必须遵守医疗行为准则,具有医学的正当性;三是需得患者告知后同意。     

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与“同意撤回”

告知同意是个人信息处理中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基本保护模式。告知属于兼具公法及私法性质的行为,而同意属于私主体对自己个人信息权益的处分。由于告知同意存在诸多问题,引入同意撤回制度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应有之义。同意撤回权与消费者撤回权不同,同意撤回权属于人格权体系下的撤销权,其撤销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也不应适用除斥期间,除个人信息主体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外,不应令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在适用中应当注意厘清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后与受托人及第三方的关系,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在同意撤回权上的经验,构建我国的同意撤回权体系。     

敏感个人信息告知同意规则的制度逻辑、规范解释与补强

《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信息类型,为敏感个人信息配置了强告知同意规则。告知同意规则以信息自主、自决为首要价值基础,有其自身制度逻辑,但也有诸多自限性缺陷。在信息风险社会,告知同意规则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掘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功能内涵,即风险的预防与分配。为准确适用敏感个人信息之告知同意规则,消弭法规范中诸多不确定性及该制度的自身缺陷,应对告知同意规则之适用范围、告知事项与标准、同意形式与要求等做出恰当解释,以期在实现信息自决的同时能更好地实现风险的控制;同时,基于敏感个人信息“敏感度”与“风险性”的动态特征,应对其告知同意规则做动态性机制补强,以使信息处理符合信息主体的风险预期。     

强奸罪的本质特征与立法模式之反思

受女权运动的影响，绝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将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转变为以“不同意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刑法理论中有关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强制手段说、违背妇女意志说、强制手段加违背妇女意志说等几种观点都不合时宜，我国《刑法》保留以“暴力为基础”的传统强奸罪立法模式正面临着挑战。采纳以“不同意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是世界的潮流，将“未经被害人同意”作为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时代的要求。关于强奸罪中同意的认定方式，西方存在肯定模式、否定模式和协商模式，但只有肯定模式反映了权利行使的特点，体现了对性自主权的充分尊重，应为我国所借鉴。     

管辖权延伸回归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完全基于国家的同意。管辖权延伸理论为国家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途径。经过常设国际法院采用后,管辖权延伸规则首先在其传统的扩展既存管辖权的意义上被加以适用。有时法院对当事国的属人管辖权以及对于某事件的对事管辖权,已经由先前的同意而确立。在程序开始后,当事方不是通过明示的声明就是通过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来承认延展他们的同意以覆盖额外的问题。另外,有时候一个国家会单方面提起申诉以在法院前启动程序,但依赖于有缺陷的管辖基础,或者就是明确不存在有效的管辖基础,有时候还会直接地声明该申诉不在现存的管辖权范围内且法院对被告国的管辖权有待建立。这个时候,法院已接到了申诉,但是它却对申诉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被告国实际上被给予了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有些时候,通过明示的声明或者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比如不经更多争执就论辩案件实体问题等,被告国在案件启动后会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之后,法院会认为其管辖权已经确立并继续裁断争端。适用管辖权延伸概念的这一方面并非对案件提起之时既存管辖权的延展,而是确立了对该事件的＂初始＂管辖权。此理论的适用给刻意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最后的一条通往国际法院的通道。     

德国关于被害人同意之错误理论的新进展

关于被害人同意中的错误理论,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全面无效说"与"法益错误说"的对立.前者占据传统通说的地位,但日益受到后者的冲击.晚近由一些德国学者提出的将同意效力与归责问题进行分离思考的新方案,是在传统的"全面无效说"基础上进行重大修正的最新尝试,是一种亮点和问题同样突出的新的"全面无效说".     

数据主体的“弱同意”及其规范结构

数据主体同意关乎数据保护强度与数据利用效率,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的同意原则属于强控制模式,因赋予数据主体绝对化的信息自决权而导致信息流通效率降低与数据利用价值减损。在数据控制与数据利用的张力间建立“弱同意”的概念体系与规范结构,可以通过同意体系地位的降低与规范结构的削弱,对信息自决权产生相当程度的限制,有效解决此问题。“弱同意”的规范结构为“情境合理+拟制同意=合法处理”,其中拟制同意化解了“强同意”因僵硬适用和过高标准所带来的有效性困境,情境合理测试则充分吸收了场景理念和风险认知,使同意架构从封闭走向开放,由此个人数据保护从一刀切的权利分割迈向了激励相容的合作治理。     

我不是警察

前两年退居二线后，几位朋友力荐我到派出所上班。当初爱人和孩子都不同意，说拼搏了大半辈子，应当颐享天年了，咱又不缺少那几个钱花，何必听人家使唤。再说，     

强奸罪司法认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通过对近10年来507份判决书样本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对于强奸罪的司法认定长期存在法益保护不足和定罪标准模糊混乱的问题,其症结在于强奸罪的核心特征和司法认定规则已严重滞后。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改革强奸罪的法律规定、加强性自主权保护的背景下,修改我国近40年未变的关于强奸罪的司法解释,以"缺乏被害人同意"为核心特征,确立"肯定性同意"的认定规则,是我国解决强奸罪司法认定面临的问题的最优选择。     

浅析被害人同意的法律效果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经被害人同意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行为在总则中也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只是将其作为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外的其他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之一予以论述。然而实践中往往容易碰到经被害人同意而实施侵害的行为,对此应如何处理,如果立法不能作出规定则在很大程度上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本文从被害人同意的法律效果出发,探讨了被害人同意这一问题。     

美国刑事侦查中的同意搜查制度

在美国,同意搜查是指行使侦查权的警察在经得相对人同意后而无需搜查证即可进行的搜查,属于持证搜查正当法律程序的例外情形。它的启动源于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不同的心理动因。同意搜查的前提要件是出于当事人自愿的同意行为,并且当事人可以依法撤回其同意。搜查的范围及其强度一般以"客观合理性"的标准进行界定。在特定情形下,警察根据第三人的同意而进行搜查也具有合法效力。     

论临床教学实践与患者隐私权保护

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实践要求对患者隐私权进行保护,临床教学实践必须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并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