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

现代社会高速运转,离婚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离婚,不仅仅宣告原婚姻关系男女双方当事人之间婚姻关系的解除,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彻底解体,原家庭成员之间法律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引起一系列的法律后果。离婚率愈高,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忽视,年幼和无辜的未成年子女们,在承受父母离异,失去完整家庭、心理失落的同时,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物质、精神上的保护。本文就目前父母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的妥善处理进行探讨,譬如父母离婚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子女抚养的归属权问题,抚养费的给付以及探视权的规定。     

震灾后相关法律问题解答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目前已进入抢险救灾、重建家园的关键阶段，为了更好地做好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应当对涉及灾后重建的一些法律问题引起关注，如地震孤儿抚养教育谁来承担？生者财产能否索赔？房屋倒塌贷款是否要继续偿还？如此等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将是考验我们的又一重大课题。为此，我们根据相关资料编发了一组法律知识问答，以期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帮助。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涉外监护与抚养的法律适用问题

未成年人涉外监护与抚养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各国国际私法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有突出的地方,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法律空缺,而且现有的规定也较为简单和片面,越来越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涉外监护与抚养法律冲突。国外相关法律及目前涉外监护与抚养的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对我国该制度的完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论欺诈性抚养的法律规制

欺诈性抚养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但法律规定欠缺,使得解决欺诈性抚养问题缺乏法律依据。欺诈性抚养应从欺诈行为的实施主体、欺诈方的主观故意和受欺诈方因为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履行了抚养义务等方面进行认定;受欺诈方有权基于欺诈方的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欺诈性抚养赔偿义务主体就是欺诈行为的实施主体;在夫妻不离婚的情形下,可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强制分割,为受欺诈方能够得到赔偿提供法律途径。     

同性婚姻的法律思考

"同性恋"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同性婚姻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社会稳定。本文探讨了同性婚姻的可行性,研究了法律支撑问题,然后,就如何理解"与他人同居"、女方权益保护、子女抚养、婚姻仪式与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农村离婚诉讼的抚养问题研究

由于经济对婚姻家庭的冲击,农村离婚诉讼逐年增加,子女抚养问题日益突出。从论述了抚养权的性质和特点出发,介绍了我国目前抚养问题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分析不足并试图提出有益的建议。     

失职父母折翼"隔代抚养"

2011年3月3日，北京的吴老太太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有了这份判决书，吴老太太就有了向儿子小李“追债”的法律武器。孙子养了六年多，养出了和孙子的感情，却不得不与儿子对簿公堂。“隔代抚养”这一浸润着浓浓亲情的社会现象，越来越难以承受来自法律的无奈和隐忧。     

论遗弃罪的扩大化——立法对比中的解惑

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只规定在有抚养义务的主体不尽抚养义务时才成立,外国刑法对遗弃罪的扩大化规定比中国具有立法优势。对遗弃罪的扩大化规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回应这一扩大化趋势,有学者对我国的遗弃罪进行了所谓的“当然解释”。不过,这一“当然解释”实质上却是不合理的类推解释。我国遗弃罪的立法漏洞并非法律解释所能填补。要完善中国的遗弃罪,就要进行新的立法。     

“独二代”啃老:隔代抚养的法律隐忧

2011年12月3日,北京的吴老太太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有了这份判决书,吴老太太就有了向儿子小李"追债"的法律武器。带孙子带了6年多,带出了和孙子的感情,却不得不与儿子对簿公堂。"隔代抚养"这一浸润着浓浓亲情的社会现象,越来越难以承受来自法律的无奈和隐忧。     

“隔代抚养”背后的是与非

当前社会，“隔代抚养”是一种普遍现象，对其利弊，人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现如今在“隔代抚养”模式下，孩子发生伤残甚至死亡的意外事件时有发生，对此，老人们有监管之责吗？     

西部地区的文化冲突与法律调适

民族文化冲突造成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嬗变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隐性文化因素.缓解与避免文化冲突必须进行民族文化适应.目前,西部地区的文化冲突已成为影响当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此,应当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正视文化冲突的影响,将文化安全纳人法律的框架之内,在各民族间牢固树立团结稳定的核心思想借助法律武器捍卫国家的文化主权;我国的法律制度应当确立“国家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让“祖国”、“中国人”成为各个民族间不可分离的文化纽带;要以宪法为核心,以文化法为主要内容,加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体系.     

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及其法律调整

财富分配不公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难题。针对该问题,有学者仅从财富分配正义的单一价值目标展开有关探讨,而忽略或较少涉及到风险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社会分配的对象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也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因此,社会分配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亦应相应地包含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基于此论点,本文探讨了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各自不同的运行机理和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并从法律调整的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财富分配正义中的"机会正义"和"结果正义"问题以及风险分配正义中的"归责前置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问题。     

大众传媒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现状——以重庆传媒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为例

农民工从从社会弱势转变为媒介弱势,这种现象在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是如何形成的?本文通过对重庆媒体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定量和内容分析,描述了当前报纸和网络传媒中农民工利益表达现状,并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文章指出,大众传媒应是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协调功能,本质在于话语权的下放,而切实在新闻采编实践做到"三贴近"则是实现话语权下放的关键所在。     

我国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析要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预防生态环境退化,还应根据生态环境发生退化的程度对其进行事后恢复。生态环境恢复关系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环境权益。与传统环境立法不同,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更强调对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事后救济。我国现行立法中,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尚有诸多缺失,应加强生态环境恢复方面的立法,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剩余赔偿请求权何者优先——兼对英国《海上保险法》中相关规则的反思

海上保险大多是定值保险,在保险标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形下,保险赔偿往往是不充分的;同时,在海商法领域,民法中的全部赔偿原则并不适用,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等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因此,对被保险人负有责任的第三人的赔偿数额经常不足,从而导致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未受保险赔偿部分的请求权都无法得以满足。在此种情况下,是应当优先保证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实现,还是被保险人未得到保险赔偿部分的损失应首先得到赔偿？抑或按比例受偿？这个问题充满争议。根据MIA 1906规定,在足额保险的情形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优先;在不足额保险的情形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应按比例分摊第三人的赔偿额。对这一结论进行深刻反思,并指出代位求偿权不同于一般的债权转让,依据债权平等的一般民法原理解决这一难题是不妥的,只有根据代位求偿权的立法目的才能妥善解决这一难题,同时基于对中国法的客观解释得出＂被保险人优先＂的结论。     

论群体性突发事件人群控制的一般原则

目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呈急剧上升的趋势,因各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频率、范围及危害程度都可能成为危害和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新动向、新问题。所以,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应从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稳定的高度,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管理、处置与指挥措施,坚持人群管理、控制的规范性原则;坚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会同责任单位主管部门的处置原则。     

论法治政府建设公众认同视野下公众参加人的代表性——以公共行政决策听证为例

法治政府建设意义下的公众认同就是指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和自身利益、需求的一致性作出肯定性评价。而公众参与法治政府建设是形成公众认同的重要路径。在公共行政决策听证中,由于公众参加人代表性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公众认同。因此,应当明确公众参加人代表性的判断标准不仅有职业、社会角色等形式标准,更应当有诉求利益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价值标准、本质标准。并应当建立严格的程序,公开公众参加人的信息及陈述的观点,以利于社会监督,从而体现其代表性,确保实现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众认同。     

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学研究性教学

中国法学教育必须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重新定位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即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全球观念的复合型、实用型法律人才与治国之才,以提升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为此,法学教育必须突出研究性教学在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己任,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     

未完全定型背景下的协商性法律监督——作为协商内容的制度改良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内容在当前世情、国情、社情下必须有新的内容。目前检察机关面临的外部环境要求检察机关以更积极的态度、方式来应对社会矛盾,依托执法办案参与政治活动。检察机关主要工作是刑事案件办理,但从延伸检察检察职能的角度看,更应关注犯罪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并针对制度原因提出相应的政治建言。单个刑案所反映的制度原因可能是碎片式的,但将这些碎片式的制度原因结合到一起,就可能发现罪犯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因此,协商性法律监督就是要通过个案反映出的制度累积性矛盾,以对话、沟通、建议等协商性形式提出针对性的法律监督意见。在实务方面,检察机关参与制度改良既有现成的政治环境,也有相应的工作方式。今后的检察执法更应当注重点对面式的监督。     

量刑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应有拓展

罪刑法定原则必须与时俱进,刑法规范内容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多样化,但罪刑法定原则长期被学界定位为犯罪与刑罚的法定化,无法充分体现其限制刑罚权滥用的制度价值。随着刑事司法中的最大问题由罪刑擅断到量刑不公的转变,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亦应该有所拓展,即从"犯罪与刑罚之法定化"的二元格局迈向"犯罪、刑罚与量刑之法定化"的三元格局。其中,评价范围与评价方法的法定化,就是量刑法定化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