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即所谓的"赔钱减刑"其实不是新生事物,法律术语称之为"赎刑",意为被告人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以抵消和减轻其刑罚。刑事和解制度克服了原始刑罚的"同态复仇"的弊端。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的“赔钱减刑”现象

近年来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的推行,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扩大了先行赔偿的适用范围,加大了赔偿减刑的力度,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纷,公众视赔偿从宽的做法为"赔钱减刑""花钱买命",并对由此可能加剧的司法不公深表担忧。"赔钱减刑"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但"赔钱减刑"的适用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规范依据。     

古代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赎刑制度探析

赎刑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制度,中原地区的赎刑制度在秦及汉初具有替代刑和独立刑种的双重属性,唐代以后赎刑发展成为刑罚适用的一般原则。罚金刑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多处于与赎刑合而为一的并存状态。以藏区“赔命价”制度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赎刑制度,在古代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在现代则表现出明显的和解性质。赎刑制度中的价值理念和合理规则,对于我国刑罚替代措施和死刑的司法控制等方面仍有借鉴意义。     

刑事和解视角下"赔钱减刑"的合理性分析及制度构建

当年,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用的"赔钱减刑"制度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然而当我们澄清对其的误解并将之放置于刑事和解的视角之下观察时,"赔钱减刑"不但于法有据、合乎法理、还具有相当的现实必要性。本文认为在对这项制度进行必要的完善和限制之后,其不失为一次顺应司法改革潮流的有益尝试。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解读赔钱减刑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中赔钱减刑的做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是应该严格执行刑罚还是通过赔钱取得受害人的谅解来减轻刑罚。本文详细阐述了赔钱减刑的理论依据,认为赔钱减刑有利于刑事和解,具有矫正价值,有制度正当性。同时还分析了赔钱减刑在具体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使赔钱减刑在司法实务中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赔钱减刑”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经济学的激励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以东莞中院赔钱轻罚的司法实践为主要分析对象,考察赔钱轻罚的发生和运作机制。在中国当下司法状语境中,作为一种信息甄别的激励机制,赔钱减刑对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行难问题是有效率的;对法院而言,还有特别的社会和政治效果——这是赔钱减刑得以发生和运作的机理所在。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裁判执行

赔钱减刑是在我国目前法治尚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为解决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裁判执行困难、有效赔偿被害人受到的损害所进行的有益尝试。本文通过对法院在审判中屡次出现的尝试采用赔钱减刑这项刑事政策利与弊的全面分析与评价,试图构建赔钱减刑适用的完善制度,为推进我国和谐司法进程的建设提供参考性建议。     

古代“赎刑”考略

一、赎刑的概念、起源和发展古人对赎刑的概念已有论及。《说文》日:“赎,贸也”。《玉篇》说:“赎,质也,以财拔罪也”。朱熹说:“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朱子大全》卷67,《舜典象刑说》)这些说法,基本上揭示了赎刑的概念。赎刑是我国古代法律规定的犯人可以用财物折抵刑罚的制度。在古代法律史料中,有时把赎刑单列一项,但赎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它一般不直接适用于某一罪名,只是在判定某种罪行应科的刑罚之后,     

两汉赎刑考

赎刑是我国古代重要刑罚之一,大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早的赎刑是以金(铜)抵销过失犯罪,如《尚书·舜典》日:“金作赎刑”,郑注:“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尚书·吕刑》对出金数额作了详细的规定。后来,使用赎刑的范围扩大,用以抵罪的物品种类也有所增加。《国语·齐语》就曾提到管仲“制重罪赎以犀甲,轻罪赎以鞼盾。” 值得注意的是“赎”和“赎刑”的涵义并不相同。赎者,《说文》释为“贸也”,     

宋代赎刑制度述略

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术界对秦、汉、隋、唐、明、清诸朝赎刑多有论述,然未见对宋代赎刑的专门研究。为此,本文不揣浅陋试作些探讨。 一、宋代赎刑适用对象及其适用范围 宋代赎刑对象依据赎刑适用范围的大小,可区分为平民百姓和官僚贵族两大类。先叙述前者。 宋代统治集团在建国后的第四年,制定颁布了第一部法典—《宋刑统》。赎刑的实施,基本上是以《宋刑统》内所载唐律有关规定为准。北宋初期,赎刑的适用对象主要为官僚贵族及其亲属。平民百姓除老幼病残者外通常是不能赎罪的。随着宋代社会的发展,太宗时有些地方出现     

中国古代赎刑的制度与文化思考——兼与富谷至先生商榷

赎刑在汉刑罚体系变革的过程中被逐渐制度化,从而确立了应有的法律地位。赎刑在中国古代刑罚体系与观念中并非一种独立的财产刑,而是一种替代刑罚适用的方式,并且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制度功用。因此,赎刑在中国古代法的演进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

从产生到废止,赎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历史变迁中,赎刑被新刑法典拒之门外。理性对待赎刑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应去除赎刑中的特权因素,继承赎刑中的理性成分,对赎刑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造,使赎刑古为今用。     

"刑变罚恒"的价值背离及其重塑

刑法修订带来的法定刑变更势必会对刑罚的执行产生影响,修改前后法定刑的巨大差异甚至会导致"同罪异罚"之局面.考虑到量刑的价值依据是公正,行刑的价值依据在于矫正,如何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彰显刑罚的价值,并化解"刑变罚恒"之弊病,便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必须直面的问题.赦免制度无疑是最合适的救济路径,但因立法、司法等诸多因素所限,短期内尚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比较而言,减刑、假释制度仍可谓我国当下最实用的应对之策.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修复性司法之借鉴 由一篇报道引发的思考

2007年1月31日,《羊城晚报》以《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抢劫犯赔偿5万轻判死缓——东莞两级法院希望通过对"赔钱减刑"机制的探索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为题,从正面作了这样的报道:广东东莞两级法院提倡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进行调解,对赔偿的被告人给予     

法国信用减刑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信用减刑是法国减刑制度中最基本的减刑种类,根据这种减刑,任何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的犯罪人,在刑罚交付执行之时,即自动获得减刑,如果犯罪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或者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一定时间内有不良表现或者又再犯罪的,则撤回相应的信用减刑.为了保证减刑的公正性,减刑过程引入司法化程序.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的信用减刑,先减刑后有条件撤回,这对完善我国减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误解与重读——以传统赎刑为背景研究刑事和解

已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的刑事和解，一方面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追捧，另一方面，也遭遇到是“以钱赎刑”、“花钱买刑”的质疑。笔者以为，传统赎刑与刑事和解是不同的。尽管两者之间表面上存在一些相似性，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漏洞仍需完善，但不能据此就简单地以为刑事和解就是“赎刑”的复活。同时，对于传统赎刑制度，我们也不应简单地否定，它作为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三千多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一种完备的制度，蕴含着大量理性的成分。我们应该对其中与刑事和解相契合的部分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诠释，为完善今天的刑事和解服务。     

广东东莞澄清赔钱减刑：轻判幅度遵循法律许可

日前，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面澄清“赔钱减刑”，此事并非制造司法上的不公平，使判决有利于“有钱人”。其实法院此措施完全是从减轻被害人损失出发，“轻判”的幅度也是遵循法律许可的。     

未缴罚金不应阻却自由刑的减刑——兼谈罚金刑执行的对策

罚金刑的执行不应当与减刑挂钩。法院裁定减刑是针对主刑的执行情况,不能因为罚金刑没有执行就不予以减刑。对于拒不缴纳罚金的罪犯可以采取易科自由刑的方式解决。罚金刑的执行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     

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量刑交易”现象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隐性"量刑交易"现象以"有罪供述""赔钱减刑""预缴罚金"三种模式最为典型,此为司法现实之下法官、检察官、犯罪人等多方压力驱动使然。该现象因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体现了量刑个别化的要求而具有正当性的一面,但因其缺乏必要的规范规制又带来现实中的量刑失衡等问题。应从实体规范角度明确功利对量刑的影响限度,对基于功利和基于真诚悔罪类量刑情节在从宽幅度上予以区别对待。     

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被告人的量刑问题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因法律未明确规定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适当赔偿后,对被告人的量刑应掌握在何种程度,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处理存在很大的困难,甚至出现"赔钱减刑"现象。面对实际操作中的各种困难,司法机关应当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灵活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理性对待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被告人的刑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