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盗犯罪的刑法适用

根据国际刑法 ,海盗罪指发生在公海上对船舶和飞机及其所载人员、财物实施非法暴力、扣留或掠夺的行为 ,其犯罪构成相当复杂。由于中国刑法目前尚未设立该罪名 ,在刑法适用上困难重重。本文阐述了国际刑法适用基本规则和国际海盗罪主要构成特征 ,分析了中国制裁海盗犯罪适用国际国内刑法的基本特点和突出问题 ,并就中国海盗犯罪立法问题略抒所见。     

略析国际海上犯罪刑法适用

国际海上犯罪国际刑法适用模式有两种 ,一般采用间接适用模式。国际海上犯罪中国刑法适用一般规则 ,首先是确定国际海上犯罪刑事管辖权和剖析国际海上犯罪行为特征 ,然后比照中国刑法有关条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特征 ,离解国际海上犯罪整体行为和整合国际海上犯罪具体行为 ,依照中国刑法确定其行为性质 ,如是就可以准确认定其中国刑法规范的罪名。     

“纽伦堡、东京审判与战争犯罪”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刑法研究中心于8月29日在京举办"纽伦堡、东京审判与战争犯罪"高端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刑法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通过对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涉及的战争犯罪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学术研讨,相互分享了学术成果,开阔了研究思路,认识     

解读国际刑法的“完整人格”——读《国际刑法通论》（增补版）

国际刑法规范的＂完整人格＂关涉国际刑法的＂完整人格＂。《国际刑法通论》一书对国际刑法及国际刑法规范＂完整人格＂的论证,主要是以调整对象为基点、以战争犯罪为例证、以＂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为逻辑前提进行的,其论证系统、生动。但其基点是否准确,例证是否贴切,逻辑前提是否必然成立等问题还需进一步考证。     

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的国内立法思考

我国《刑法》已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却没有增设与此相对应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但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严密刑事法网的必要性角度出发,我国《刑法》都应增设此罪。在增设此罪时,立法可以采取分步骤的方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先增设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待时机成熟,再实现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行为的犯罪化。     

刑法学、国际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本部分主要对1991-2000年的113年间甘肃省刑法学、国际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公安学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研究做一综合述评。     

腐败犯罪的法律控制与国际刑法的演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犯罪最重要的国际刑法公约。该公约在国际层面明确了腐败犯罪的定罪范围,扩大了腐败犯罪的主体,发展了国际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首创了腐败资产必须返回机制,突破了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拓展了国际刑事合作领域。     

国际海盗罪行的国内法适用

近几年随着亚丁湾索马里海盗的日益猖獗，国际范围内加大了对海盗犯罪的联合打击力度。我国加入了关于打击海盗犯罪的有关国际公约，承担对海盗犯罪进行刑事追究的国际义务。文章探讨如何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国际海盗犯罪的问题，认为在我国现行刑法范围内具有追究海盗犯罪承担国际公约义务的充足性，毋需在刑法分则增设海盗罪罪名。     

国际刑法中“明知”要素之研究——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30条为例

基于《罗马规约》的立法背景,作为犯罪要件中心理要素的"明知"在国际刑法中有着偏向于英美法系的意义.对于"明知"的研究,需通过借鉴两大法系的刑法理论来进行.国际刑法中的"明知"主要可以从两大法系关于"明知"的事实性认识和违法性认识两个层面加以详细的展开.当然,由于受到国际刑法本身渊源以及国际外交谈判等原因的影响,国际刑法中的"明知"突出了一些较为独特的特点,在事实性认识上,具有主观主义的色彩;在违法性认识的场合,由于条约制定以及习惯法律规则发展的现实影响,不能够绝对地贯彻"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则,但是其仍然作为一项政策而存在.     

论国际刑法中的禁止事后法原则

禁止事后法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侧面，为世界各法系国家的刑法所认可。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开始，这一原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此后的国际刑法公约中也反复对这一原则作出了规定。国际习惯法和法律一般原则是国际刑法的重要渊源，因而禁止事后法原则对国际刑事审判提出了挑战。但是，对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通过国际习惯法和法律一般原则予以惩治并不违反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要求，因而也符合禁止事后法的要求。     

人权公约与生命权的刑法保护的比较研究

生命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珍爱生命、保护生命权日益成为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社会所致力追求的目标。刑法作为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保护法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行为制裁的严厉性,使得刑法对公民生命权的保护较之其他部门法而言更具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就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方式而言,中外刑法则主要通过对杀人罪的规定与限制和废除死刑两种"相对"的———或称"因果"的方式而完成的。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角度,就我国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及其立法完善进行探讨,能使现行刑法较好较早地与国际人权公约接轨。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及其对泰勒的审判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作为一种混合性的国际刑庭,具有不同于其他国际刑庭的特色。特别法庭对“泰勒案”的审理涉及到了国际刑法上的许多最新理论。泰勒作为利比里亚的前任总统,他担任总统期间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国际刑庭并不享有管辖豁免权,其官方身份不能为其开脱罪责。特别法庭在国际刑事法院开庭审判泰勒,开创了国际刑法的先例。     

国际反恐转型下我国反恐立法与司法的挑战与回应

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的政策背景与制度依托,以冷战、美国"9·11"恐怖袭击等重要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以公约缔结情况作为佐证依据,国际反恐合作可以分为发轫阶段、发展阶段以及调适阶段。我国《刑法》与国际反恐合作的关系经历了从立法倒逼到积极融入的转向,借助刑法修正案的形式,我国《刑法》与国际反恐合作的衔接更加紧密。国际反恐合作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冲击主要表现为管辖权的积极冲突与消极冲突两个层面,我国《刑法》、《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为我国司法管辖权的行使创设了前提,但问题的解决仍需国际公约的进一步完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制定、批准与未来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是国际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对于国际刑法的法典化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规约自通过以来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批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法治的积极追求.同时,中、美、俄等大国的缺席影响了规约的实际效力,这些国家能否加入规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未来,也决定了国际刑事审判的发展方向.     

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探究

我国1997年刑法第191条和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逐步确立和完善了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法规定,这是刑事立法上的进步,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过于狭窄,根据国际上关于洗钱罪立法的发展趋势,应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完善刑法第191条洗钱罪。     

赵永琛教授国际刑法学术思想述评

赵永琛教授是我国较早从事国际刑事法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密切关注国际刑事法学研究,开拓进取,在国际刑事法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国际刑事法学术研究领域广泛,科研成果丰硕,涉及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国际犯罪、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国际警务合作、区域刑法、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国际刑事诉讼法及侦查学、犯罪学、反恐学等诸多领域。他勇于开拓创新,研究自成体系,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学术洞察力强,崇尚思想宽容。     

刑法全球化:内涵、成因及其路径

"刑法全球化"指的是各国刑法对世界不同国家刑事法律吸收方式多样化的逐渐延伸。这一趋势有其深刻的原因,既有外在的现实因素,也有内在的理论基础。刑法的全球化基本是可行的,"全球法律与地方秩序"为刑法全球化提供了参考模式,"全球化与本土化"则为刑法全球化指出了选择路径。     

中国涉外刑事法律规范的补充与完善

人们在议论中国刑法改革完善的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思考着中国刑法有无国际化的可能;以及怎样实现与国际刑事法律科学衔接等问题。其实,中国刑法中的涉外内容是显而易见,中国刑法中的许多条款包括立法精神与国际刑事法律科学存在着相通之处,有些规范的相互吻合程度也是相当突出的。但是,我们又应该看     

刑法、理性与人权保障

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律的理性纪元,从此理性作为法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表达了人类对安全、自由、平等、幸福、人权的渴望。法治是至今人类所能发现的较为理想的治国形式,因为法治符合人类理性。刑事法治是法治的应有内容,刑法制裁手段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理性是刑事法治的应有品质,这一品质通过刑法立法、司法环节得到贯彻。刑法调控范围面与度的适当、刑法内容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理性司法即通过罪刑法定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刑法规制

运用国内刑法惩治外国公职人员受贿,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内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受贿的规定还属于起步。文章对《公约》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刑法中应补充规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的罪状和罪名,调整受贿罪的法条规定,以完善我国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