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引论:福利体制模式的类型化考察

社会福利国家的产生是众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既有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又有福利权利的兴起,且与其他公民权利之间存在逻辑关联;马歇尔"三位一体"的"公民资格"则最终构成了社会福利国家的合法性身份。凯恩斯和贝弗里奇等"设计师"塑造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构架,研究集大成者参考借鉴了卡尔·波兰尼对于社会福利本质的观点,称之为社会保护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双向调节运动,蒂特马斯、埃斯平-安德森和马歇尔等以此开创了范式福利体制的学术研究,本文立足福利制度、福利体制、福利支出的理论方法的比较分析,考察总结不同类型的社会状态,系统地从类型化角度进行福利体制的模式考察,并尝试推进和解答现有研究中的迷思。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欧美社会福利立法典范的制度演变与历史规律

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标志中国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立法与社会福利财政时代来临。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成为国家发展社会政策与战略目标。本文按照历史发展顺序,首次简要描述了英国17-19世纪社会救助立法与济贫制度,英国18-19世纪劳动就业工厂立法与公共健康立法,德国19世纪社会政策、社会立法与社会保险制度,20世纪早期英国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体系,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保障立法与社会保障制度,20世纪中期社会福利立法与福利国家制度,20世纪晚期福利国家改革与福利治理典范,21世纪早期全球社会政策与全球软法福利治理模式,共计八种社会福利立法典范的历史演变轨迹和结构性特征。概括了西方社会福利立法典范变迁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分析了社会福利法律体系结构性转型的普遍规律;揭示了欧美社会由社会控制、社会行政、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到社会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发现西方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由社会救助,经过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阶段,发展到社会福利和社会福祉,由民族主权国家福利立法发展为全球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立法等发展规律;指出了西方国家政治、法律与福利制度现代化历程与结构转型方向,为法治国家与福利中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对国际贸易影响国民福利机制问题的量化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个经济社会的模型分析,论证了政府财政支出与调控货币投放的区别和居民储蓄所形成的社会消费需求漏洞是政府旨在维持社会经济总供求平衡的调控货币投放的根本经济原因。对外贸易是一国全部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对外贸易影响着本国社会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因而影响着本国政府的调控货币投放及其规模。居民福利可分为居民个人福利和居民社会福利。居民储蓄是居民社会福利的根本;政府的调控货币投放是居民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因此,本国的对外贸易也影响着本国居民的社会福利的多少。     

论世纪之交欧洲社会民主党福利制度改革

世纪之交 ,由于社会劳动危机的巨大冲击和福利制度弊端的日益暴露 ,欧洲福利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社会民主党顺应时代要求 ,摆脱了传统福利模式 ,以新的思路和措施对福利国家的观念、结构、功能进行了革新。革新的主要内容是 :建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社会福利观 ;扩大福利投资主体 ,扩展福利关注对象 ;强调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 ,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     

试论空间正义视域下我国城市住宅福利建设

住宅福利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和主要的内容。从新中国成立后城市住宅福利的发展到当前城市化背景下住宅空间的紧张性和不均衡性,都说明了住宅福利作为社会主义福利空间正义的重要表现,必须建立和谐、正义的住宅空间。加强我国社会保障房福利建设,是建立和谐、正义住宅空间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社会福利发展及问题

妇女社会福利是社会福利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妇女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对于实现男女平等、提高人口素质、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妇女社会福利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无论是覆盖范围、福利水平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当前妇女社会福利还存在一些问题.提高妇女福利水平,一是要进一步呼吁在国家福利政策中纳入性别意识;二是要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的社会化程度.     

孝亲文化变迁与我国老年福利体系建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完善为老年福利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福利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该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影响,我国当前的老年福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孝亲文化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折射。孝亲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在几千年的演进和变迁中,其福利功能和价值日益凸显,分别从物质层面、健康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延伸,通过福利养老、医养结合和文化养老,进一步挖掘孝亲文化在当代老年福利体系建构中的价值。     

插队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插队这一社会现象，可以看出：插队扭曲了社会成员的权利结构，使社会福利分配有利于能够利用特权或具有较低道德约束的人。插队可分为点插队和源插队。点插队是诱致性的，没有改变社会总福利。源插队则是强制性的，往往会有其它的正式制度规则加以维护，会导致社会总福利减少。打破插队制度可以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增加社会福利总量。这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系统工程。     

弱势群体权益保护与福利政策比较研究

弱势群体是社会福利政策关注的重点。本文从一般福利政策、弱势群体福利政策、儿童福利政策方面作了国内外的比较 ,对社会福利和权益保护作了理论上的区分 ,并结合中国国情 ,探讨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和权益保护的运行。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