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森引渡案中的国际法问题

几经周折，历时数年的藤森引渡案终于以智利将藤森引渡回秘鲁接受审判而告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藤森引渡案涉及豁免权问题、双重国籍问题、人权保护问题等诸多法律问题，需要认真加以分析。该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引渡中，引渡条约重要，外交努力和个案谈判也不可缺少；引渡是长期的工作，要讲究策略，锲而不舍；在引渡中应注重国际司法合作。     

死刑不引渡原则中的人权与主权

死刑不引渡原则比引渡的其它原则形成要晚，但它的发展速度、影响及在引渡制度中的地位却是其它原则无法比拟的。它是国际社会致力于废除死刑的必然结果，是人权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死刑不引渡原则，不仅涉及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同时由于它涉及到国家主权与人权保障的问题，所以在最近几年，较之引渡的其他原则更备受瞩目。     

论特定性原则在诉讼引渡中的适用

特定性原则是引渡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诉讼引渡中,特定性原则旨在规制对被引渡人的定罪及量刑,主要目的是保护被引渡人的基本人权,附带保护被请求国的司法主权。引渡完成后,请求国对被引渡人的定罪和量刑应恪守特定性原则,但不应陷入教条主义,只要是对被引渡人有利的变更,都不违背特定性原则。至于如何判断“是否对被引渡人有利”,应结合特定性原则设置目的和保护利益及引渡双方国内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规定来综合判定。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中西引渡条约》作为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引渡条约,第一次包含了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条款。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是指当被请求国有理由相信被引渡人在引渡后可能被请求国判处或执行死刑拒绝予以引渡的原则,此原则中引渡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不仅包括已经被依法判处死刑的人,也包括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     

韩国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1948年以来,韩国的人权状况随着国内政权的更迭和逐渐民主而出现从压制逐渐过渡到有力保障的过程,韩国的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在其民主化进程中逐步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主要表现在韩国1987年宪法对基本人权的规定,同时韩国加入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条约,来巩固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力度,并且按照相关国际条约向国际组织报告韩国的人权状况,接受国际评论。然而,个人申诉权在韩国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司法行政公务人员人权教育问题初探

司法行政公务人员人权教育是人权教育必不可少的部分。实施人权教育有利于具体人权保障、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履行国际条约以及实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实施该部分人群人权教育,进而促进司法人权保障的发展。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适用的困境及进路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引渡制度会被经常运用到。它在维护被请求国政治中立地位、保证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顺利进行,保障政治犯罪被请求引渡人的人权方面发挥突出作用。但是由于政治犯罪的概念很难界定、各国的认定权分配模式迥异、在操作中容易滥用等困境也现实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分别做出明确政治犯罪的界定标准、赋予司法机关更大职权、限制政治犯罪的适用这三方面的正确引导。     

论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与我国的实践——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上引渡制度的规则,弱化了双重犯罪原则,明确了腐败犯罪不应当视为政治犯罪。坚持条约前置主义与“死刑犯不引渡”是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主要法律障碍。     

《引渡法》利弊析

文章对《引渡法》的利弊做了如下分析:一、引渡法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明确了我国对外开展引渡活动的基本原则、用概括的方法规定了可引渡的罪行、规定了引渡程序、吸收了一些先进立法经验、立法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等;二、《引渡法》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问题、本国公民可否引渡的问题、“区际引渡问题”等。     

引渡程序 比较研究

一、关于引渡请求的提出途径 引渡是一国应他国的请求,将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移交给请求国处理的国家行为。因此,引渡必须先由一国提出引渡请求。从国际惯例看,引渡请求一般均由请求国的司法部或其他行政部门,通过外交途径,向被请求国提出。一般引渡条约也作如此规定,如欧洲引渡公约第12条规定:引渡请求必须以书面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有的国内法也有明文规定,如法国引渡法第9条规定:所有引渡请求均应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政府提出。有些国家之间的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非引渡制度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与六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引渡公约。同时,中国与这六个国家及其他很多非洲国家均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引渡的规定拓展了中非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修订了传统的引渡原则,确立了附条件的非双重犯罪原则和缔约国国内法允许情况下腐败犯罪为非政治犯罪原则,大力倡导简化和快速引渡程序的应用和实践。虽然目前这些影响都还局限在反腐败犯罪领域,但是其必将深刻中非刑事司法协助的广度和深度。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程序,具有保障人权、实现实体正义的价值。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存在辨方承担启动程序的初步举证责任不够合理、法庭启动调查程序的标准过于笼统和抽象、公诉人证明取证手段合法性缺乏公信力、调查程序缺乏法庭裁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混淆、缺乏救济程序等诸多缺陷,应当适当降低程序启动证明标准、细化启动规则、规范侦控方的证明方法、规定当庭裁定、建立救济制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中国古代“民生”“民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政治学中的“民生”观和“民心”观,总结了保障民生、倾听民意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方针,挖掘了邓小平的富民政策和思想解放主张与中国古代“民生”、“民心”思想的内在联系,为当下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两项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历史注脚。     

道德失范与萧纲的“放荡”文学观

放荡文学观是南朝世俗享乐文化的一种文学陈述形式,萧纲的放荡文学观展示修身和为文的二水分流之势。道德束缚的松动铸成萧纲以新变为矢的,艳丽辞藻为表征的不拘礼法的文学姿态,推动了文学审美的精细化趋向。它促使文人更多地去关注真切的生命体验,并以儒教传统诗教的叛逆面目而成为唐代文人改弦更张的基础。     

文化视角下的英汉时问隐喻比较研究

时间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承载着浓重的文化信息。中西文化存在共同性,也存在差异性,而文化的多样性反映在具体的时间隐喻表达中,体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本文以文化视角审视英汉时间隐喻的异同点,并分析形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最后,揭示语言隐喻现象及其文化特征在历史与社会进程中的时代意义,从而为我们提供认识自身文化,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个新视角。     

论特定物债权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

关于特定物债权人得否于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行使撤销权,学说判例存在不同见解,有肯定说和限制肯定说。这两种学说均有走向极端的嫌疑,肯定说承认特定物债权人享有撤销权,有欠妥当;限制肯定说否认其享有撤销权,也存在理论上的矛盾,有时甚至导致不公。正确的做法是寻求折中的方案,即原则上仅允许不可替代特定物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     

马本家饰的色调及其生命意识

日本家饰的灰暗色调不仅是现代日本人关于生命的悲冥意识的体现,而且也是向死而在的生命强力的写照。生命强力的最高之“在”是“荣誉”,因为死亡伴随着我们．所以生命必须以最高的自我价值实现来与死亡构成对抗。家饰品的精巧、日本电器的卓越、武士的自杀,均是生命力的最高体现方式。与之比较,中国人的生命观存在诸多需要自我反醒和自我改造的内容。     

关于政府成本理论与政府成本研究中的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在合理界定政府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政府成本理论,并分析当前政府成本领域研究中存在的诸如概念模糊、研究理念相对陈旧、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单一等问题。将突破传统地把行政管理建立在单一的政治学范畴,进一步拓宽到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在内的研究领域,并取得在政府决策、和谐社会建立、提升政治文明以及在同等资源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改善公众福利的效果。     

在解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读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直接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表达,是贯穿全文的主题。《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发现并论证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功能从上层建筑领域延伸到经济基础,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更深刻的存在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不是否定或者背离,而是继承、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生产-流通关系协调发展：理论与对策研究

在流通产业对现代生产发展的意义日益加大的同时,我国传统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发展的问题也日益暴露。模块化时代的到来,生产、流通环节的专业化分工要求有更多的协作,分工的协调效率受到更多的关注。目前我国生产-流通关系不协调,原因主要在于流通产业发展滞后于生产需要,借助于产业链整合实现流通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升专业化流通渠道的效率功能,是中国产业系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