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中国行政法的任务

WTO规则主要是行政法规则 ,它要求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履行自己的承诺。我国现有行政法规则离WTO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 ,因而我国行政法面临着调整和改革的艰苦任务 :行政法的体系应扩充、各种行政法规范及其文件需要修补、行政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的关系需要理顺、各种行政行为的运作方式应当适度、行政程序应该更加公开透明、在权益保障制度上既需要完善国内行政救济制度又要寻求国际救济途径。与之相适应 ,学界应重视对行政权力与涉外经济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行政行为方式及特别行政法的研究 ,并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     

行政法基本原则重要性与确立标准之再认识

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着连接行政法与宪法、指导行政规范的创设、掌控行政权运作框架、充当司法审查最后"防线"、凝聚各行政法律制度、指明部门行政法研究方向六大作用。行政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形式标准应当包括一定的可操作性。传统上以"控权"或"保权"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构建的内在依据过于狭隘,真正的实质标准应当是良好行政理念。     

行政法相近名词辨析

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务院制定的有关全国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如《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而行政法规范是指由一定的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具有普遍性(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普遍的拘束力)和规范性(从逻辑上看,它由假设、处分和制裁三个部分构成)。行政法规是一种法律文件,是行政法的基本渊源,即表现形式。而行政法规范是一种行为规则,是行政法的细胞和内容。在目前没有行政法典的条件下,行政法仅指行政法规范的总称.而行政法规范散见于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等法律文件中,大量的行政法规范则是由行政法规表现出来的。     

行政任务的多元化与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

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城市化的推进,显著地引致了行政任务的扩展及其任务结构的转变。行政任务的数量、范围,以及内涵发生了变革性的扩张。传统行政法模式已然难以应景式地阐释和消解诸多现代性行政法问题。适应行政任务的多元化,现代行政的作用手段和组织形态因而呈现有别于传统的、多样化的特征。现代行政法因而面临结构性的变革,以回应社会发展对行政任务多元化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控制行政权取向的行政法学向行政任务取向的行政法学的转变,则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种趋势。     

加入WTO与中国行政法治的革命

WTO规则主要是行政法规则,是对政府行为和行政法治的要求.与WTO的要求相比,我国行政法体系还不完善,行政行为失范、武断、低效等仍较突出,急需按照WTO的要求,优选与创新WTO在中国的宪法性适用制度,梳理与创制行政法律规范,优化与创新行政执法机制,转变与更新行政法治观念,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行政法治的新发展.     

规范性文件的种类

目前，国内行政法学界所称的规范性文件，基本上是指除行政法规、规章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由行政主体制作的，针对不特定相对人的所有书面文件。①这一概念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4条中也得到了体现。在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盐野宏将与我国的规范性文件相类似的观象称为“行政规则”。“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但与国民的权利、义务不直接发生关系，即不具有外部效果的规定。”因此，“在行政法学之中，行政规则论本身是不存在的，为了避免其与法规命令的混同，只要能够明确什么样的规范属于行政规则，邪么，行政法学的任务…     

行政公开原则的地位之管见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学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课题,行政公开原则的地位是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试联系学术界对该问题的两种不同观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可能性和必要性两方面论证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

比例原则被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在不少国家中比例原则已得到程度不同的运用 ,并成为这些国家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行政法学中比例原则还鲜有研究。此文揭示了传统行政法中比例原则的涵义 ,并进一步认为 ,传统比例原则仅适用于“干涉行政” ,在现代“给付行政”的条件下 ,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应作相应扩大 ,从而使其具有普遍适用性。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重构——以行政指导的发展为视角

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导是我国现行行政法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已导致行政法理念由控权论向平衡论转变,以非强制的行政指导为主导将成为中国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与现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存在诸多冲突.为此,必须重构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定位行政行为的性质、重新构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行政救济的受案范围以及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面向具体领域的行政法

正【专题导引】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早期在弘扬理念、提出原则、指导立法方面贡献甚大,近些年在比较法上着力较多,行政法解释和社科行政法的研究也已逐步展开。经过几代人三十余年的努力,我国行政法学的基本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这一体系与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相伴而生,也受到外国行政法学的影响。行政法学今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本土化。这就需要使其研究面向具体领域。行政和行政法是混杂的、变动不居的,行政法学认识它的体系则是条分缕析、相对稳定的。这一体系中超越具体领域而具有一般意义的构成部分通常被称为行政法学总     

人工智能行政执行场景的行政法调控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呈现同质化、抽象化与实操化不足特征，且与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规制存在显著差异。人工智能行政执行场景是行政主体运用人工智能完成行政任务所创设的新型科技行政空间。行政法学研究应当从对算法、数据等科技领域的过度关注转向人工智能行政执行场景。人工智能行政法调控路径由人工智能行政法调控理念与具体举措构成，前者蕴含适度超前调控、多元规范调控、纳入场景调控的调控思路；后者则围绕既有行政实定法的法教义路径与注重行政法实效的法政策路径予以调控，包括算法调控、责任调控、补漏调控、立法调控、法政策调控。     

略谈军事行政法的对象

<正> 在目前刚刚起步的军事行政法学研究中,对军事行政法概念及对象的理解存在两种有代表性的但差异较大的意见;一种认为,军事行政法就是调整军队内部行政管理活动的法规的总称,其调整对象仅限于军队内部,即在军队内部调整军队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或军职人员之间的行政关系;另一种认为,军事行政法是调整国防和军事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调整对象不仅限于军队内部,除了调整军队内部的行政关系之外,在涉及国防的行政     

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交叉融合，行政法规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法规范，可以成为认定犯罪的前提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围绕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如何适用却存在着不小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背后反映了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性的理论争议。我们应当立足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从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行政法规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行政法规的修改等三方面在刑事司法中准确适用行政法规。     

作为过程的行政调查——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

行政调查是政府管制的重要制度性前提。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式往往以产生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为考量中心,而对行政调查这类行政活动的研究较少。以“行政过程论”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考察行政调查,则可以明确其作为构成行政目的之动态实现过程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一般性制度的地位,进而便于将其纳入行政法治的考量范围。为此,行政调查必须在其与组织、依据、规制规范的关系上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渊源,并通过影响行政决定的法律效果来体现其法意义。对行政调查的程序法规制应主要通过建构以“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为理念、以听证制度为核心机制的程序规则体系予以实现。     

论立法法对行政法规范冲突的控制及其完善

行政法规范的冲突是困扰行政法治的一大问题 ,《立法法》的颁布施行对于控制行政法规范的冲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 ,该法作为一个单一的法典在控制行政法规范冲突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这既是行政法结构的特殊性决定的 ,又是由《立法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客观事实决定的。为了有效控制行政法规范的冲突 ,全面实现行政法治 ,就必须建立以《立法法》为契机的行政法规范冲突控制机制 ,该机制的基本构成有 :抽象行政行为制度化规则、行政法规范解释制度化规则、行政法适用规范化规则和冲突制裁规则等。     

行政法视野下的城管职权整合问题探析——以义乌市“大综合执法”试点为研究对象

义乌市"大综合执法"试点涉及城管职权整合,体现了较多的行政法学问题。无论是行政职权的来源,还是现行法律法规等规范的支持均给予了职权整合的"大综合执法"以肯定。在行政法的另一视野下,则体现了规范行政权行使,高效便民,服务行政等行政法学理念。当然,实际所取得的效果是最佳的佐证。可见"大综合执法"模式在理论层面与实证层面都有其存在与推广的价值。     

行政观念更新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变

伴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发展和公共行政时代的到来 ,以国家行政为主要调整对象的传统行政法学 ,面临着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变化 :行政的理念由单一的国家行政转变为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由国家行政扩大至公共行政 ;行政法范式由以行政权力为中心 ,转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中心。     

时代缩影与历史传承:行政法治的一个备忘录——西政行政法学科60年

学科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更好地规划未来。在"两条线索、三个参数"这一新的学科史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进行分析后发现,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为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一个缩影。1953年,西南政法大学首开行政法课程,行政法学科萌芽。1982年,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在全国率先开始了中国行政法学的探索。此后,该学科不断涌现出出色的学术成果。学科成员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着行政法治的实践。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科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开设行政法课程,同时也是最早探索中国行政法学的学科建设的院校之一。建设者在进行行政法教学与科研的同时,也积极践行着行政法治理想。     

论行政主体义务的法律意义

行政主体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乃至于行政法治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与行政法中的"权利"和"权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历来重视对后两者的研究而忽视了前者,没有给行政主体义务以科学的定位,这不能不说是行政法学理论的一大缺憾。行政主体义务的成立,必须有法律或职权上的依据,有行政法上的义务形态,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主体,有完成义务的行为能力;行政主体义务在法律表现上有其独特之处,它是一个复杂的义务链条,是管理义务与服务义务的统一,是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统一,是职权义务与行为义务的统一,是法规义务与契约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义务对行政职权定"责",对行政法关系定"性",对行政行为定"量",对行政救济定"度"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行政惯例问题初探

行政惯例，又称行政习惯法，其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大陆法系国家，学者们往往注重于概念的表述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著述中将行政惯例纳入行政法的不成文渊源一节中附带加以论述。学者们一般认为，行政法的渊源有成文法渊源和不成文法渊源。法律、命令、条约等构成行政法的成文法渊源，不成文法渊源则包括判例、习惯法以及法的一般原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