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十二月十一日致蒋梦麟、胡适信系年考

陈独秀12月11日写给蒋梦麟、胡适的信,无论是《胡适往来书信选》还是《陈独秀年谱》、《陈独秀书信集》和《陈独秀著作选编》都将该信系年于1922年。其实,陈独秀此时远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不可能与蒋梦麟、胡适讨论在上海还没有开始筹备的国立自治学院,而且陈独秀信中的主要内容与1922年国立自治学院创办的事实相违,信末附言亦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进程不合,再证诸自治学院创办时间和经过,可以断定该信写于1923年12月,而不是1922年。     

《易经》中的诚信观

诚信思想在《易经》中表述为“孚”。《易经》有 4 0多处提到“孚” ,还有专门谈孚的《中孚卦》 ,“信及豚鱼”是《易经》对孚信的经典性解释。既然《易经》中贯穿着孚信的思想主线 ,孚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治理国家、推行政务的指导原则。孚信的治世功能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诚信是人君之德 ;上有孚信方可化民成俗 ;孚信可以使人逢凶化吉 ;孚信是改革成功的保证 ;契约诚信与诉讼诚信。     

1924年初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的信辨析——兼谈张国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身分

一、对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信的探疑 在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5卷中，新收入一封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其中《致张溥泉、汪精卫》的信中讲道：     

关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筹建的两个时间

关于中央文史馆的筹建,据回忆,北平解放前毛泽东就已表达过设立有关机构的想法,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复柳亚子信中又提及"文史机关事"。而根据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符定一1951年6月23日致毛泽东信,加上《邓之诚文史札记》和《许宝蘅日记》等相关内容的佐证,中央文史馆最早正式筹设于1950年春。从毛泽东复柳亚子信中谈及的"车中信"这一线索入手,结合柳亚子的行踪活动进行分析,毛泽东12月2日复柳亚子信很可能写于1950年,而不是1949年。     

有关《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四个问题的考证

《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刊登了《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同时编者写有“信由何地寄往何地,尚待考证”、“‘张同志’,未详,尚待考证”两个脚注。笔者试对以上两个问题、何叔衡为什么要给董必武写信及信的内容作以下考证。何叔衡1929年12月26日给董必武写信,是缘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两次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讲课后而写的(一)1929年,何叔衡和张国焘都在莫斯科。《中共党史简明词典》有关“何叔衡”词条中的说明是:“(他)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①(另《中国现…     

廖仲恺被暗杀后蒋介石为何会痛哭失声

1982年7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发表了《致蒋经国先生信》,这封信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同时,《人民日报》也于7月25日全文刊登。1982年8月,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报纸登出宋美龄《给廖承志公开信》、     

只要你是对的

1950年9月20日,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曲家王莘,将他创作的《歌唱祖国》歌曲原稿寄给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不久,王莘收到了退稿信。读罢退稿信,王莘又     

本刊“杂文”栏上年度刊文被转载情况

1．《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关于命题创作的思考》，作者陆建华，原载2000年第10期，《 文学报》2000-12-07摘要转载。2．《意见与期望──在全国杂文随笔编辑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刘成信，原载2000年第1 1期，《杂文选刊》2001年第1期全文转载。3．《可贵的“思想芦苇”──评朱铁志的杂文创作》，作者刘成信，原载2001年第1期，《 杂文选刊》2001年第4期全文转载。4．《悲天悯人 大起大落──焦国标杂文创作简评》，作者李君，原载2001年第2期，《杂 文选刊》2001年第6期全文转载。5．《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作者潘多拉，原载2001年第3…     

路线转变与人民革命军的发展——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的重要作用

“路线转变”一词,最早见之于1933年8月27日《中共南满中心县委决议》,讲的是贯彻《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通称“一二六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造成了客观上、主观上非常顺利的条件”。1933年12月3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东满党团及游击队中同志的信》中,又指出“东满工作在中央省委正确新路线之下…获得了不可否认的伟大成绩”。可见在30年代就以“路线转变”和“正确新路线”,来评价“一二六指示信”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本文就贯彻“一二六指信”在实践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发展所造成的有利条件,进行若干论述,期望得到补益和指正。     

以民为本,取信于民——《商鞅徙木立信论》初显毛泽东法治意识

<正>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富有法治意识,《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一个例证。读《史记·商鞅列传》,抒发胸怀1912年上半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编入普通第一班。毛泽东爱好史学、文学,文史相通,从私塾开始,就练成一色文字。他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受到国     

读书医愚与风度、人格及其他

古书上说:“书犹药也,可以医愚……“始读,体会不深。直到不久前读到《一封奇怪的信》的短文,才深感老祖宗的话千真万确。此文说的是,1940年10月22日,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开馆的那天,该馆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信的封面上写道:寄给把我变成人的人。信中写的是:“我本是个小偷。1973年偷了一只手提箱,里面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无意中读了第一页,就此不由自主地一口气读完了它。     

为古田会议决议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重要文献──读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为古田会议决议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重要文献──读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刘宝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次公开发表的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４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我们党在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关于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它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和...     

学史增信，发掘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在《光明日报》发表《学史增信,发掘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认为,学史增信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明真理才能生真信,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方可崇大德、行大道。因而明晰学史增信的历史背景、内在层次与实践指向,深入发掘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王去病不是周恩来的嫡亲表妹

《周末》1998年2月13日7版刊载了浙江仲向平的文章《周恩来的嫡亲表妹王去病》一文.其实王去病不是周恩来的嫡亲表妹,史实如下:其一,周恩来父亲一辈只有嫡亲兄弟四人,没有女性.1996年,周恩来大伯父的孙子、周恩来侄儿周华章同志曾寄给我一份他祖父周嵩尧写给总理办公室何谦秘书的一封专谈周恩来亲属的信.信中明确交待“总理没有胞姑母,也没有胞姐妹”.现在该信内容已收入党建读物和中国青年两出版社联合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家世》一书.其二,据周恩来嫡亲侄女周秉宜同志写的周恩来的《姑母周桂珍和姑父王子余》一文说:“周桂珍(1873—1913)是周恩来大伯祖父周晋侯的女儿,按大排行,她应是周恩来的二姑母.”“ 1894年,     

党员干部第九批学习书目内容简介

正为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多读书、读好书,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2014年9月22日向党员干部推荐第九批学习书目。第九批学习书目包括8种图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改革热点面对面》、《理想信     

湖南党史之最

湖南最先刊载十月革命消息的报刊,是长沙《大公报》。1917年11月17日《大公报》以《俄京二次政变记》为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湖南最早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的是蔡和森,他在1918年7月24日致毛泽东信中,首先提出应该“仿效列宁”。湖南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1918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的《新湘评论》。     

《红楼梦》风波——毛泽东与李希凡

在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有两封书信和李希凡有关:一封为大家所熟悉,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已收编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此信写于1954年10月16日,当时虽未公开发表,却在学术界开展了一场思想批判运动。第二封信是1957年4月20日写给袁水拍的,但信中却涉及到李希凡,此信收辑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里。从这两封信中反映出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关注和对青年学者的关心培养。     

一场批判 三种声音——试析1954年对《文艺报》的批评

一场批判三种声音——试析１９５４年对《文艺报》的批评于风政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的批判。１０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形成了党外批判俞平伯、党内批评《文...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相关问题再考

有文章仅凭刘少奇的批语就断定《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不是胡乔木为刘少奇写的讲话稿,说服力不够.《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除公布刘少奇的批语之外,还公布了刘少奇为报送《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给毛泽东的信,从中可以看出,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修改的次数是两次.《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胡乔木名副其实的代表作,虽然毛泽东、刘少奇作了一些重要修改,但不能成为抹杀胡乔木功绩的理由.     

不容法外施恩 读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有感

在1993年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收录了毛泽东同志写于1937年10月10日的《给雷经天的信》。这是毛泽东就处置当时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而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亲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