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

受公共管理体制中传统文化、组织形态和制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现行危机管理体制没有构建起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导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出现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多元主体配合协调差等问题。为此,需要设立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决策机构,完善覆盖全过程的问责机制,搭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培育多元共治、合作信任的政府组织文化,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目标整合与资源共享,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危机事件的整体效能。     

协同治理审视下的药品安全及其治道逻辑

药品安全由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两部分构成,具有跨部门、跨领域和跨层级的特点,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需要协同治理予以提升。在整体性的协同分析框架下,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可分为府际协同、部门协同和内外协同等三个实践维度,并且在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上呈现出协同演化的交互过程。在此过程中,协同治理要秉持有理有据、有度有节的实践原则,理性把握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中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的迷思、部门联动与行政协调的困境以及地方社会共治的局限性等问题。     

“两手发力”协同共治的制度逻辑：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时代中国流域治理体制机制正经历着复杂的变革，纵横交织的张力关系使得推进多方协同共治的命题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构成当前中国治水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其中，“两手发力”就是要强化政府职责，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探析政府与市场如何“两手发力”协同共治以及政府与市场在协同共治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案例，从政府与市场两种优势型制度组合角度考察河长制与合约制共治过程，其实质是合约制嵌入河长制的组织制度体系之中，在河长制主导下衍生出了“专业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合约治理场景，探索出了把政府与市场各自制度比较优势转化为协同共治效能的实践路径。     

责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以S市河长制及其实施为例

责任既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影响行政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以S市河长制为例,分析与阐释S市河长制责任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逻辑,发现S市通过责任的定义与划分、派发与绑定、认知与解读、协调与联动、检查与考核等五个步骤,建立起可操作的河长责任制度,实现了水问题的有效治理。这包含非常复杂的责任建构逻辑,具体包括责任目标与领导权威的紧密绑定、官僚知识与地方知识的多维互动、信息技术与治理过程的有效匹配、硬性强制与软性约束的有机结合等。河长制的责任体系明晰了治理责任,改进了履责的方法和能力,也使责任更容易得到理解和落实,从而更好地实现了河(湖)治理的目标。     

横-纵向扩散何以可能：制度化视角下河长制的创新扩散过程研究——基于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方法的分析

制度扩散是地方政府实施创新的重要方式,制度扩散不仅包括地方政府间的横向扩散,而且还包括央地间的纵向扩散。然而,关于河长制的既有研究仅关注其短期的、横向式制度扩散过程,而没有将河长制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长时间段、系统性的研究。从制度化的理论视角出发,我们构建了一种新的制度扩散的分析框架,并基于理论构建型过程追踪方法对河长制进行分析,以理解我国中央-地方政府间存在的横-纵向扩散过程。这一研究发现：河长制扩散背后存在着一套完整的、由四个部件共同促成的河长制创新扩散机制。这一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归纳出几组交互融合的经典关系命题,而且从实践层面揭示了我国政府治理框架具有韧性的原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河长制内在发生机理的理解。然而,由于该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展开分析,未来关于河长制的研究仍需要更多的微观与比较研究加以补充。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整治与政治: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嬗变和结构功能分析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源远流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在制度设计层面,巡视制度通过横向层面的党委牵头三位一体、纵向层面的中央领导分级负责搭建起精细化组织架构,通过可重复的程序化闭环流程、问题导向的工作手段、监督制衡机制确保严密稳定运行。在政治功能层面,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制度是整合纪检监察监督、信访监督、派驻监督、群众监督等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的重要环节,推动管党治党实现标本兼治,成为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重要手段。对于巡视制度困境,需建立完善针对性制度加以破解,从而提升巡视制度治理效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我国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关事务管理变革工作经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三个时期。我国机关事务管理经不断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面临管理职能分散化、部门利益分割化等碎片化困境,因此我们应树立机关事务整体性治理理念,构建跨部门协同的集中统一治理体系。调研湖北省、山西省、江西省等地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实践发现,集中统一管理具有优势也面临诸多挑战。未来机关事务管理应增强保障与服务职能,打造服务型组织;提高管理与运营能力,打造高效型组织;健全监督与问责机制,打造责任型组织。     

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中国适用性及理论完善

对于跨部门协同的既有研究多从政府管理角度探讨,将跨部门协同视为整体性政府的具体运作。事实上,准确地说,跨部门协同是关于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叙事表达。目前,从治理的角度理解跨部门协同还不够深入、完善,全面地检视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厘清。跨部门协同虽然在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也存在一些亟待弥补的解释局限。面向中国公共事务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升跨部门协同理论在中国特色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概念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需要立足于"政党—政府—社会""政府创制社会"的治理情境,对跨部门协同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完善。党政主导型协同是对中国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跨部门协同更为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它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跨部门协同理论在解释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局限。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地方政策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行动：一个政策属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河长制的案例观察

地方政策创新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政策属性分析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研究积累还需拓展。因此，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借助河长制这一水治理的中国创新方案，尝试从政策属性的视角阐释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河长制所蕴含的“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属性，使其政策方案最大限度适配了新时期国家治理需求，是河长制能够从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河长制适配了管理体制稳定与治理机制灵活相协调的选择原则、政策效用与政策成本相均衡的选择标准、地方创新实践与中央权威调控相结合的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之治的运行特征，也能够为地方政策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实践形态与优化策略——基于云南省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以流域为典型代表的生态资源富集区通常面临“两线三区”等绿色门槛约束，资源开发受限、资金投入过高，地方财政普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已有关于流域治理研究大多是从“输血”的角度进行探讨，少有研究聚焦流域本身的生态价值，探究如何激活“造血”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多部委联合印发的《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推进生态系统碳汇交易”。作为流域治理的典型、生态系统碳汇开发的重点，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实施多维系统治理和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以此打通生态系统碳汇的“巩固—提升—转化”通道。本文提炼了“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出要把“自上而下”目标和“自下而上”参与结合起来，从理念转变、政策优化以及动力转换等方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使地方发展摆脱“输血”依赖，激活地方“造血”功能，促使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研究——以小东江治理为例

跨区域的河流污染问题不仅引发公用地灾难,还制约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还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但是,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跨区域河流污染问题上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跨区域河流污染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而工程技术层面的流域治理机制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治理机制上才能充分发挥效用,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小流域治理则制度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是有效治理跨市(县)河流污染的必然选择.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粤西地区的小东江(跨茂名市和湛江市)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广东省和相关市政府在作为治理主体时都存在内生性不足,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因而最终陷入了治理困境.因此,政府间环境协作是小东江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而这必须建立上级政府监管权威、健全公众参与和流域内地方政府间民主协作的多元治理机制.     

以党委重点任务为中心的纵向政府间治理研究

近年来,省以下地方党委政府形成了一种以重点任务为载体的纵向治理机制。其中,上级党委是重点任务的发布者,地方党委则以这些重点任务为中心工作,积极发挥在跨部门议事协调、资源整合等事务中的领导责任,解决政府常规工作机制难以应对的复杂问题。重点任务是不同于运动式治理的一种纵向治理机制。一方面,组织人事权为上级党委发布重点任务提供了制度化的稳定权威基础。基于组织人事权,上级党委构建了"依任务提拔"的可信承诺,巩固了下级党委以重点任务为中心工作的内在激励。另一方面,在地方治理中,重点任务与常规工作是有张力并存的常态化治理方式。这一发现增加了我们对省以下纵向治理中党委领导作用的具体认识,也推进了关于中国党政组织体系的理论研究。     

赋权稳压与激励调适：地方营商环境建设何以有效开展?——基于A市的案例观察

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实践前沿，其从政策倡议转变为政策行动的关键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有效协同。与既有研究较常关注的知识领域单一和执行主体明确的跨部门协同任务相比，营商环境建设的知识复杂性和执行主体不明确对科层组织运作形成了新的挑战。基于A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当面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新任务与既有跨部门协同问题叠加时，地方政府统筹部门采用了“赋权稳压”和“激励调适”两种机制——前者通过对部门择优赋权来高效传导压力，并在任务过程中将外部压力稳定输入跨部门协同组织运作之中；后者则通过重塑部门激励结构，消解因部门利益化与知识壁垒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外部监督难题——最终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有效开展。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多元联动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层党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层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实现乡村治理各参与主体产生高效联动的治理合力,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治理的高水平发展。党建多元联动作用包括以“上下联通”实现多元主体良性互动,以“内外联动”实现内生动力与外在保障双向驱动,以“左右协同”实现动员参与与资源联享协同共治,以“纵横交融”实现横向协作与纵向贯通立体建构。目前,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面临党组织协调联动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参与治理的活跃程度不高,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联结不顺畅,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需要健全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以提升联动治理能力,构建和谐融洽的党群联系以培育多元治理力量,畅通协商民主的联络渠道以提升互通治理效能,完善系统高效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构建联动治理格局。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