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致性——以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为视角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行政决策体现多数人意志、实现和保障多数人利益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代表公众利益、提供公共服务、接受公众监督、承担公共责任的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即二者根本动力都在于公众有效的参与、二者价值追求都在于公众权利的实现。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若干问题的探讨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促进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要实现公众参与的规范化与制度还是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本文论述了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还需要解决公众参与的组织化问题、公众参与表达意见的实效性问题、公众参与决策的回应制度建设问题三个方面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目标。     

风险建构、地方性知识与邻避冲突治理

如何有效地治理邻避冲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地方政府通常基于公共利益和专业知识来推进邻避设施的选址与建设,而公众通常将邻避问题置于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风险感知中加以考虑,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生产方式来建构风险议题。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政府与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形成了风险异议,进而产生了邻避冲突。要有效破解邻避冲突僵局,就要强化基于风险沟通的合作性知识生产方式,促进政民之间开放性、审议式的良性对话,同时警惕权力与技术的合谋,重塑公众对政府风险监管的信任。     

政府知识管理及其实现策略

知识是政府管理最重要的资源,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实施政府知识管理,可以促进政府管理思想创新,推动扁平化政府组织结构变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决策科学性,增进政府知识信息交流和共享。政府知识管理的实现策略,包括树立知识管理的行政文化观,设置知识管理专职机构,构建知识管理系统,在政府内部建设学习型组织。     

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研究

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公共决策体制下，各种形式的专家论证实践如火如荼地展开，关于专家论证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也相继出台。然而繁华场景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所谓的“专家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一种新型的垄断性结构产生并得到巩固——“知识和权力”的垄断。     

公职人员的公共角色——构想私人生活与未来选择

传统的"制度"观点认为公职人员的角色是执行当选官员所做出的决策;另一种"公共"的观点则认为公职人员的知识和培训使得他们能够履行"专家市民"的角色,来构想公众的私人生活以及未来可能比现在更好的前景。文章在描述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评估了公众参与的情况以及对治理的看法;最后展示了公职人员如何帮助公众塑造一个理想的未来,即使是公众没有直接参与政策项目的制定与实施。     

政府决策机制的内涵及其完善

从政策制定过程和我国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政府决策机制主要包括察觉机制、沟通机 制、公众参与机制、专家参与机制、制约机制和协调机制。目前,我国这些政府决策机制或多或少都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下一步的政府改革必须针对这些不足采取相应的措施。     

知识管理与现代公共行政

在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管理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政府有责任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进知识管理,以知识管理促进国家和社会之善治;政府有责任以知识管理实现自身治理之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民之福祉。政府知识管理的实施重点在于:制定政府知识管理的战略、政策和规划,健全与政府知识管理相配套的制度保障,推进与政府知识管理相适应的行政组织变革,完善政府知识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培育与政府知识管理相辅相成的行政组织文化。     

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以5·16邻水县事件为例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是推动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5·16邻水县事件中,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未遵循公众参与原则,公众表达诉求脱离了理性的轨道。5·16邻水县事件反映出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少公众参与、对话能力失衡、信息公开滞后。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重大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提升公众对话能力;同时,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能被舆论"挟持"。     

决策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分析——基于255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一把手"决定还是集体决策,反映的是政府决策权的集中程度问题,不同的集中程度能够形成不同的决策模式,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地方政府"一把手"决定和集体决策两种政府系统中常见的决策模式,发现决策权集中程度明显影响政府权力在政府干部提拔影响因素、决策中优先考虑谁的利益、领导口头指示与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行为的约束力、为亲友滥用职权等权力运行偏好,同时也会明显影响到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和决策程序公开程度等决策透明度指标;并且决策透明度和权力运行偏好之间存在共进共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决策模式对政府的行权行为和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行动逻辑与模式构建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涉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其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能否有效参与。因利益诉求不同,稳评中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呈现为维稳压力与象征性执行;公众呈现为风险感知与利益表达;企业呈现为利润最大化与社会责任;专家呈现为理性主义与角色异化;专业机构呈现为独立宗旨与利益输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稳评"本位主义:政府主导模式-实证主义:专家理性模式-建构主义: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分析框架。基于三种稳评主体模式的比较,奉行建构主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遵循事实与价值整合的原则,融合了多种评估模式的优势,实现了实证评估与规范评估的统一,这应是当前中国稳评主体模式的理想选择。然而,由于政府决策体制的制度掣肘、公众参与能力的现实羁绊以及专业机构的发展滞后等因素叠加,当前中国稳评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尚未真正建立,需要政府、公众、专业机构等稳评利益相关者采取相应行动。     

政府治理理念重塑基础上的“新公共预算决策”

本文从新时期我国政府治理理念重塑的必要性入手,对政府治理理念重塑 的内涵"以公众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在此基础之 上,运用公共预算决策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从权力、信息、决策模式出发,建构了"新公共预 算决策"这一全新的理念。     

新时代公众对政府生态职能的认知探析

公众对政府生态职能的整体认知已经成为政府环境决策和生态职能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公众的生态素养整体水平主要取决于其教育水平;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生态职能为维持环境健康和树立绿色发展观;地方政府生态职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一些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成本较低和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或不作为,而对地方政府生态职能执行水准影响最大的因素为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生态素养以及健全高效的政府决策运行管理体系。这为新时代政府环境决策和实现生态职能的路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政策论证与共识建构的多源流嵌套——以“PM2.5事件”和空气治理为例

政策之窗的开启和决策议程的建立得益于政策论证与共识建构,以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作为指标,可将政策论证分为自主决策型政策论证、价值主导型政策论证、理性主导型政策论证和多元协商型政策论证,政策论证的类型和作用会随着事件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PM2.5事件"中,媒体和公众主导的多元协商型政策论证通过公众议程触发了政策之窗,随后专家和政府精英围绕备选方案展开了价值主导型和理性主导型政策论证,对决策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仅使用案例分析法和二手资料,本文的解释力有所下降;此外,由于政策论证在我国的发展尚不完善,本文未对政策论证的空间进行限制,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辩论都视为政策论证。     

论政府依法决策机制的构建

《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中,强调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这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机制的意义,分析政府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构建政府依法决策机制体系,以保证程序正当合法、过程公开、决策科学,更好的规范政府的行为。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行政决策体现多数人意志、保障和实现多数人利益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也不例外。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与现代法治要求仍不相适应,且面临诸多困境,所以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必须在公众参与、程序规范、监督有力和责任明晰等方面寻求实现路径。     

从听证走向协商：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践反思与程序嬗变

听证程序作为落实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重要举措,实践中存在着有效论辩不足、忽视公益合作等缺陷。"决策协商"与"决策听证"的区别,除论辩程度的形式差距外,实质还在于前者对"公益与合作"的关注,在转变偏好致力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更彻底的公众参与以优化决策。听证统一基础立法和国家专门性立法的缺失,为决策协商的体系重塑提供了可能,同时,面向组织架构、专业协商、公众论辩等方面域外有益经验的借鉴,也为决策协商实体内容的构筑提供了支持。因此,立足于完善统一专门立法、程序建构的经济视角与合作视角,并在区分前协商、正式协商、后协商等阶段程序的具体构筑下,即可实现决策协商对听证程序的系统化转换。     

环境邻避效应感知风险的建构逻辑与影响因素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邻避效应诱发群体冲突酿成社会稳定风险,邻避效应感知风险是重要影响因素。基于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专家与民众对邻避项目态度大相径庭的解释框架,提出邻避感知风险放大-消解演化链,分析并测度感知风险主观构建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杭州某加油站邻避事件调研发现政府、媒体、专家、熟人的行为态度会引起民众对风险认知的变化。通过感知风险偏差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政府决策民主程度、媒体对邻避设施相关知识普及以及信息公示程度对感知风险有消解作用;而公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提升则会加剧邻避感知风险偏差。感知风险的消解作用能够降低民众的抗争意愿,因此为实现邻避冲突事件的防控和邻避风险调控,应采取由下而上的参与决策方式,注重风险沟通,同时媒体充分发挥邻避知识普及和项目信息宣传的媒介作用。     

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民主决策——以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为分析背景

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市场供给的稀缺，因而只能依靠政府出面组织生产和供应才有可能得以解决。面对单一利益主体的格局被多元化、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新格局所取代，政府必须关注公民的利益诉求，实现民主决策尤其重要。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在决策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决策主导、专家决策咨询和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联合民主决策模式，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实现民主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以贵阳市城市乱象治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管理经历了从城市建设到城市管理再到城市综合管理的实践进路。大数据时代,运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数据应用有利于提高公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度,有利于强化政府与城市管理主体的合作,有利于政府从决策到实施的"全生命周期"运行。"贵阳百姓拍"模式是贵阳市运用大数据鼓励公众参与城市乱象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为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新方案。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对策建议:加强社会互动,构建公众参与的信息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推进政务公开,以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倒逼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共享,深挖数据价值,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