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建构、地方性知识与邻避冲突治理

如何有效地治理邻避冲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地方政府通常基于公共利益和专业知识来推进邻避设施的选址与建设,而公众通常将邻避问题置于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风险感知中加以考虑,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生产方式来建构风险议题。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政府与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形成了风险异议,进而产生了邻避冲突。要有效破解邻避冲突僵局,就要强化基于风险沟通的合作性知识生产方式,促进政民之间开放性、审议式的良性对话,同时警惕权力与技术的合谋,重塑公众对政府风险监管的信任。     

风险认知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整体性分析框架

邻避冲突是社会治理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现有邻避冲突研究大致形成了"影响因素-互动关系-行为动机-技术工具-内在机制"的研究谱系,但邻避问题离不开公众对邻避设施的认知,现有研究却缺乏将外部客观影响因素与公众主观认知结合起来的分析。本研究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事件为例,通过对案例素材和访谈资料的详细分析,提出了个体风险认知评估和风险感知情绪引致邻避冲突的三个研究命题,并由此构建了整合性的邻避风险认知分析框架。将邻避冲突置于"主体-客体-场域"三要素闭环内,围绕影响因素这一内核,从风险认知视角探究风险认知评估与风险感知情绪双路径诱发邻避冲突的过程机制,为邻避冲突提供机理性解读。该分析框架在补足现有研究短板的同时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几点启示:重视事前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关注地方民众的情绪调控,及时回应地方民众的利益诉求。     

“邻避冲突”理论及其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城市公共设施要求越来越高,公共设施的建设引起“邻避冲突”现象越来越明显,邻避型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治理邻避冲突风险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通过学术界关于“邻避冲突”理论研究的分析,梳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探讨治理因邻避设施引起群体事件的策略,为各级政府化解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有益的启示.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冲突风险的应对——基于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复工项目的个案分析

邻避冲突是当代城市治理中的常见问题,以政府为代表的增长联盟和以周边民众为代表的社群联盟,他们之间的邻避冲突是邻避治理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社群联盟在协商民主缺失下面临定型效应、传导效应和风险放大效应的集体困境,增长联盟因防卫性诠释、“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思维惯性、抗议活动“半隐化”,在邻避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协商民主治理注重协商本身、制度化设计和形成公共决策。在邻避治理过程中,只有做到协商民主理念内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和平台公共化,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注重信息公开、政民回应、协商决策的程序化设计,才能形成具有效力、风险共担的决策结果。     

邻避型群体事件频发:成因分析与应对策略

中国已经进入了邻避型群体事件的高发期,近年来,邻避型群体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许多重大事件相继爆发。邻避型群体事件频发高发的原因主要有:事前民众参与缺位,民众利益被漠视;政府公信力低,政府与民众沟通不畅;邻避设施信息不透明,环评报告失真;政府应对这类事件的能力不足,处置方法不当;民众风险规避心理和"闹大"心理;民众合法维权受阻,选择实施非合法方式。有效应对这类事件,需要打破政府"代民做主"的决策模式;构建公开透明的协商对话机制;建立受损民众的利益补偿机制;严格邻避设施的"环评"和"稳评";提高政府应对这类事件的能力;将邻避冲突的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我国邻避效应的解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

当前我国邻避效应事件频发,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我国邻避效应产生的原因发现: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谣言传播的条件组合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效应而言,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是污染类邻避效应和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谣言以及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是风险集聚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我国邻避效应的化解需要针对这些条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邻避回馈制度的民众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35座城市民调数据的实证分析

邻避回馈制度是邻避冲突实现制度化治理的标志性制度设计,其建立实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民众接受度。民调数据显示,我国邻避回馈制度的建立实施已经具备良好的民意基础。就其关键性的影响因素而言,相比于政府治理绩效与民众环保意识,政府公信力与风险管控技术是影响民众邻避回馈制度接受度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风险管控技术的成熟是民众接受度提高的必然路径。就未来政策推进方向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应该成为邻避回馈制度实施的试点城市。     

邻避事件的性质与演变机制——基于近十年典型案例的研究

邻避事件包括温和型邻避事件和暴力型邻避事件。从动因和对抗程度看,许多邻避事件兼具维权和泄愤两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也会体现在邻避冲突的演变过程中。在生态环境不如人意的背景下,许多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愿。民众的体制内抗争往往无法实现其环境诉求,并容易演变为体制外的集体抗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刚性稳定常阻止抗争信息传播、打压积极分子及其体制外抗争活动。地方政府的不当处置可能激化矛盾,使温和型集体抗争演变为暴力型邻避事件。只要地方政府处理得当,邻避冲突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完善环境治理的催化剂。     

环境正义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环境公民培育的分析

近年来,邻避冲突事件在我国各地接连上演。表面上看,邻避冲突的爆发是由民众反对邻避设施选址建设在"自家后院"的行为引起的,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此类问题的实质在于环境正义的缺失,是民众追求生存权、环境权等各项权利的环境正义运动。事实上,邻避冲突事件不仅包括危害社会稳定的负面功能,也蕴含着培育环境公民成长的积极性建构力量,而政府传统的邻避管控思维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为推动环境公民的健康成长,政府就必须通过转变传统思维、弥补环境正义的缺失、同时承担起培育环境公民实质性责任的方式,来最终实现邻避冲突正面功能的最大发挥。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4个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我国对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研究,主要聚焦公民权利、邻避过程、风险认知、补偿机制等某类因素探讨,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设施选址影响因素组合研究比较匮乏。从空间正义理论中提炼条件变量,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4个邻避设施选址案例开展研究发现,单因素变量均不足以单独促成邻避设施选址的公众态度;补偿机制并非在所有类型的邻避空间生产中都奏效,只有在污染型设施选址案例,且货币或复合型补偿在其他条件配合下才能影响公众态度;正向意义的公众参与、风险沟通与政府空间介入,对公众同意态度产生的解释力高于其他因素;符合目标正义、过程正义更易得到公众认可,但公众邻避态度的出现同其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对称性等。上述研究对消解世界性邻避设施选址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路径与后果

立足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探索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旨在发掘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的生成路径与后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因素归纳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庇护/组织管控"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规制/团体缺失"。相应地,计划经济时期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这种风险则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路径主要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社会冲突的"话语博弈—利益对立—公正偏倚"。这种制度性风险形成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再生产:风险应对机制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失信的专家系统",导致民众感知风险日益增长;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每一社会公众最终都是风险的受害者。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     

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     

公众为何反对?一起高架桥规划邻避冲突的案例研究

邻避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公众反对,从公民参与缺失、生活环境风险、资产风险以及心理因素出发,通过对J市高架桥规划引发邻避冲突的研究发现,生活环境风险、公民参与缺失是主要的反对原因。规划会给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种风险引发公众对设施的厌恶,塑造了公众对邻避设施的反对态度;决策系统的常规制度没有为公民提供机会参与决策以决定风险的可接受程度,由此引发激烈地冲突。     

邻避冲突治理:环境科普教育的分析视角

公众对邻避设施产生的风险认知偏差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与当前环境科普教育的薄弱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科普教育→环境风险沟通→环境风险认知的演进路径表明,环境科普教育在环境风险认知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从加强环境科普教育切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能力,以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邻避冲突的治理。     

新时代邻避事件的防范和风险规避——以社会学为视角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政府通过兴建公共设施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因邻避设施建设引发的邻避事件呈现出高发的趋势。政府在应对邻避事件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妨碍了邻避事件的有效解决,邻避事件的科学研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学视角分析邻避事件,有利于发现与预防邻避事件中的冲突现象,对更好地解决邻避事件具有积极意义。     

柔性治理:基层政府防治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尝试

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实质在于环境正义的缺失,是民众追求生存权、环境权等各项权利的环境正义行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不仅包括危害社会稳定的负外部性,也蕴含着基层政府从传统管理到治理现代化转换的积极性建构力量,而基层政府传统的"管控型"邻避思维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这种积极力量的发挥。为推动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良好解决,基层政府可以通过柔性治理的方式,实现对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负外部性最大程度的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