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海域的大陆架划界问题——法律争议与中国对策

北极海域大陆架划界问题是影响北极区域法律秩序发展方向的中心议题。北极海域大陆架划界问题产生法律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下有关大陆架划界的法律规则在北极地区无条件直接适用,这是北极争端产生的核心因素,对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和整体法律地位造成全局性的影响。但《公约》有关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规则的全新制度设计以及北极区域的法制架构现状,使北极地区成为国际法规制的一大盲区,客观上为少数北极国家假借《公约》大幅"圈占"北极公地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因此,中国需要从整体上增强自身在北极事务中的法律实践与应对能力,并抓住北极地区大陆架问题中的重点内容,即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部分确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多管齐下,维护自身的北极权益。     

中国—北极关系的表达与分析:世界地图的视角

全球变暖深刻塑造着北极地缘政治,中国与北极关系内涵随之变得更为丰富,从单一地缘关系扩展深化到更为复杂的义利关系,体现出非北极国家、非北极沿岸国、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等身份。动态关系事实和多重身份意义在国内外现行横版世界地图投影、北极中心投影和"系列世界地图"(南北半球版)所用投影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与映射。通过地图进行话语重构也应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路径。选择合适的地图投影并进行综合分析与运用将有助于表达中国—北极关系,借此"地图话语"推动关系与身份的再建构,增进国内外对于中国有利"北极身份"的理解与认同,助力中国创造性参与北极事务。     

北极治理新态势与中国的深度参与战略

北极治理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治理主体从传统的域内国家转向包括域外国家及国际社会在内的多元伙伴关系;治理领域从科学研究、环境保护拓展到资源勘探、航运治理及经济开发等;治理模式从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软法"治理模式向"硬法"治理模式过渡。相形之下,北极治理的机制调适略显缓慢,使得北极治理的全球性与排他性矛盾、开发与保护矛盾、履约机制缺失、域外力量角色等挑战日益严峻。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后,中国应前瞻性地拟定北极事务的深度参与战略:应顺势而为,积极增强参与能力,深化参与程度,提升话语权,深度参与北极事务,最大限度地拓展与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保障。     

对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思考

近年来,北极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北极开发利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北极国家内部、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之间在北极事务方面的合作意识和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但各方深层次矛盾和冲突短期内难以消除。北极理事会等多边合作机制在北极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明显提升。北极经济理事会即将成立。笔者认为,在北极新形势下,宜客观理性地认识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机遇和挑战,准确把握"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定位,做到"三个坚持"。同时,继续搭建和巩固双边、多边国际合作平台,用好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地位,深入参与北极合作,不断提升北极科研水平。适时制订全面系统的北极政策,做好北极公共外交。稳妥参与北极开发利用,为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论北极地区法律治理的框架建构与中国参与

自俄罗斯2007年"北冰洋底插旗行动"以来,北极各方的矛盾与争端迅速激化。在既有解决方案中,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制定"北极条约"是法律制度构建最合理的方案,但又都存在不足。北极国家普遍希望北极地区的大陆架划界问题能长期局限于北极国家内部,通过构建一套闭锁性的北极区域法制架构并片面援引《公约》第76条中对己有利的划界规则来最大限度地瓜分北极,确保其在北极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非北极国家则希望北极问题国际化,力图通过修订《公约》、制订专门化的"北极条约"等方式,来限制北极国家庞大的利益诉求。为此,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北极地区法律制度构建,以充分融入北极地区,增强在北极事务上的话语权。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北冰洋核心区公海渔业资源共同治理问题研究

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海冰持续融化,北极海域由常年冰封转变为部分无冰状态,鱼类及海洋生物资源向高纬度移动使该海域形成新的渔场,由此,渔业资源成为北极治理的重要议题。目前,相关国际公约、国家间双边和多边协定及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未能实现对该海域渔业资源的善治,现有合作机制存在局限性。未来可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参与,建立联合科研平台,达成专门管理商业捕捞的国际协议,实现该海域渔业资源的共同治理。作为北冰洋渔业活动的利益攸关方,中国持续关注该海域公海渔业资源治理发展动态,加强同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应积极参与制定该区域渔业资源国际协议,重视该海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充分发挥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的作用,积极探索参与北冰洋核心区公海渔业资源共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安全与发展:俄罗斯北极战略再定位

俄罗斯大量领土位于北极圈以北,自沙皇时期以来就十分重视北极事务。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以来,将北极事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化了对北极领土的控制力。俄罗斯北极战略始终围绕安全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安全、经济、环境、社会利益,是俄罗斯政府制定北极战略的核心考量因素。当前俄罗斯北极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北极经济发展而非军事扩张。未来俄罗斯北极战略的调整总体上坚持务实主义和防御主义原则,在保护俄罗斯北极合法利益的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合作推进北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

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性文本在表述上显示出了从"监管"到"治理"的理念转变,这是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我国社会力量的发展状况,对食品安全监督困境的一个回应,但是,还需要通过《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对举报奖励、食品安全信息汇报与发布、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好合作,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确立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理念,达致善治状态。     

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但双方在该领域的策略取向却截然不同。对此,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制度和地位三种视角进行探讨,权力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从属于权力分配和权力互动,制度竞争视角强调制度竞争和制度制衡的作用,地位竞争视角关注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本文主要基于议题领导权的视角,探讨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背后的逻辑。随着世界朝着多元复合秩序演变,权力竞争的方式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功效有所下降,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偏向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也谋求提升国际领导权。当然,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并非零和竞争,议题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使得中美双方的制度竞争没有权力竞争激烈。展望未来,议题领导权竞争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形式,中美双方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加强议题领导权,最终形成中美各具优势、相互制约的局面。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     

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在遵循"制度平衡"和"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欧盟将超国家治理权力分别赋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国家机构,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侧重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超国家制度安排下,欧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借来的"合法性、"输出的"合法性、"输入的"合法性三个角度对目前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具体评析,指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因而其制度建设始终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难以摆脱三种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的循环。但也应看到,通过构建欧盟政治精英与欧洲民众之间沟通和对话的媒介,拓展"欧洲公众空间",培育民众的"欧洲认同",可以促进欧盟超国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许多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筹划或落实之中。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

全球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全球公域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着某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规范。其公有属性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限制,而开放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则造成国家间在全球公域进行博弈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矛盾,这也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所在,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全球公域中存在着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两种行为逻辑互相制约,加上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全球公域具有边界性,利益的最大化受到制约。为了有效维护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行为。本文对现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公域的治理制度亟待完善。中国历来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可以从价值理念、制度建设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推动全球公域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乡村治理的困境:经济能人向霸痞经济人的蜕变

在发展市场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活跃在乡村层面的一批经济能人在政策利好背景下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走进了乡村权力系统。然而,商人的逐利本能和权力集中的结合,使得一些经济能人在带领当地群众致富的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发生变化,成为号令一方、独占一隅、追逐非法利益、人数众多的霸痞经济人。由于这类经济人的实际控制人既具有乡村权力系统正式代表的身份,又具备当地经济力量核心竞争力的能量,并有相当数量的当地群众粘连在利益共同体之上,所以使得这类经济人在乡村治理中陷入要不得也舍不得的尴尬境地。尽管有群众得实惠的一面,但是其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政治认同离心力的腐蚀却是潜在而现实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处理,以保持乡村的稳定。     

“北极安全与国际合作”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4月1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芬兰拉普兰大学联合主办的"北极安全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上海举行,来自芬兰拉普兰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挪威南森研究所、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就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北极治理与国际合作、北极事务和中国参与以及北极国际社科研究现状评估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监事会制度概览

我国早已建立了监事会制度,但监事会制度运行并不理想,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甚至在公司内部都没有得到认同。本文希望介绍监事会制度,试分析监事会制度存在的原因并提供一些建议。     

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2000年和2017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下乡",农民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员意识"向"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村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