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2015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

千年发展目标将于2015年到期,世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均对"后2015发展议程"展开激烈讨论。热议的焦点集中在核心目标设定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两方面。一方面,后2015发展目标的设定不可能完全脱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必须是在考虑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兼顾各地区、各国的发展现实,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另一方面,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后2015发展议程"推进和实现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从新千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进展中汲取经验,加强合作,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应当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后2015全球发展目标"制定和全球伙伴关系建立的契机,积极主动把握全球发展的主导权。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目标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的结合?

过去20年中,国际上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有两大进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进程主要关注削减贫困问题,而"里约+20峰会"进程则旨在制定与MDGs相平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必须具备真正的普世性,且只能是"单一目标体系"。这样,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挑战便是如何同时虑及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MDGs与SDGs是种"合则互利、分则两伤"的关系。新的2015年后议程可由两部分目标组成,第一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发展终极目标,而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和生产。对于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而言,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更多是工具性的;所有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负有直接责任,对第二部分议程目标负有共同责任,部分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也负有间接责任。这一方法有效结合了人类发展目标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代表了两种极端立场的协议,使2015年后议程的所有目标都具有了不折不扣的普世价值。     

千年发展目标塑造中的全球共识性与大国主导性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历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发布的《塑造21世纪》报告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并通过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1年《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予以正式确认,并由2002年《蒙特雷共识》和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成果文件》加以丰富和完善。本文突出强调,MDGs并非单纯地缘起于联合国千年峰会:一方面,其全球共识性基础在于20世纪90年代所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所达成的诸多行动方案,这促进了MDGs的全球性广泛认同;另一方面,OECD/DAC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也对MDGs有着重要影响,体现了MDGs形成塑造过程中的大国主导性和以"援助国为中心"的特征。目前,关于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已进入关键阶段,能否夯实新目标的全球共识性基础以及能否避免大国主导性,对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至关重要。     

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从理念到实践

<正>2000年9月,秉承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精神,第55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千年峰会,各国首脑齐聚一堂,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各国承诺将建立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以降低极端贫穷人口比重,并设立了一系列以2015年为最后期限的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由于千年发展目标即将于2015年到期,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国际进程,各种讨论、磋商和谈判十分活跃。2015年后发展议程在理念上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联合2015年之后的发展目标——中国如何发挥作用？

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政策试验之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到2015年即将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2015年之后联合国新的发展目标的确定。从几年之前开始，围绕着联合国新的发展目标，各种讨论与活动就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2011年，联合国系统成立了包括60个联合国机构及世界银行和IMF在内的工作组。2012年由潘基文任命的包括27位来自世界各地区的国家领袖、私营和社会部门精英领袖的联合国高级别名人小组成立。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G20已明确宣示，将为推动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贡献重大力量。考虑到2030年议程目标框架所提供的政策空间、议程后续落实所需的政治意愿及议程指标化治理方法的行为规范缺失，G20有重要的政策空间和潜力实现上述目标。通过积极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不仅可实现G20从应急机制向发展促进的长期机制转型，还可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将G20建设成为2030年议程落实的核心力量，就应赋予其重要的协调功能并改革既有机制体制，主要包括：使作为整体的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典范，通过“榜样”作用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以G20发展工作组为核心机制，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升级到2.0版本，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通过强化与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协调，使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桥梁；提升对“后千年发展目标”及“被忽视的具体目标”的关注，使G20成为重拾议程指标制定过程中遗失目标的核心力量；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权利，确保2030年议程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不偏向、不跑题；等等。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日本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政策讨论与核心主张

本文梳理了日本参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讨论的主要进程和核心主张，认为其表现出五个特点。第一，日本尽管参与了制定2015年后议程的绝大部分组织和活动，但其政府行为并不十分积极，与其在制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的表现相比，亦有不小差距。这与国际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援助外交”能力和意愿的调整息息相关。第二，整体积极性的下降导致日本政府尚未制定全面的立场文件，也缺乏对于所有议题的综合性阐述，而是追求健康、防灾等若干政策领域的“重点化”。第三，在政府积极性有所弱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国内的政策讨论和舆论宣传不失充分。第四，从整体上看，参与主体更为多元，并保持相对频繁和密切的互动。第五，政策讨论和立场宣示的手段更为多样。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新议题——全球公民的体面劳动和社会保障目标

国际工会联合会欢迎联合国把全球公民社会列入联合国新发展议题的倡议,这个新的发展议题将在2015年代替原来的千年发展目标.尽管千年发展目标框架已经被证明在途径、结构、内容以及有效性等方面有许多缺点,但是工会仍然相信,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这个具有全球性的发展议题,能在动员、协调全球范围的努力中促进人类发展.     

2016年全球十大事件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于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主办G20峰会，倡议世界各国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中国提出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倡议，引领与会国家和集团达成诸多共识，共签署28份具体成果文件。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三个第一次充分展现了中国寻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责任担当。此外，在推动经济发展之外，中国还在峰会期间与美国一道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反映了中美两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坚持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体现了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心和勇气，也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所做出的贡献，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G20杭州峰会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峰会议程全力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浅析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新动向——兼谈中国的应对之道

<正>根据联合国第68届大会的决议[1],自2014年9月第69届联大开幕之后,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便开始进行(首次会议于2015年1月19日进行)。为了促进相关的政府间谈判并对之定调,2015年1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全体会员国提交了题名为《2030年享有尊严之路:消除贫穷,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保护地球——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2030享有尊严之路》报告)。[2]与此同时,潘基文秘书长表示:"各国领导人应把握2015年的历史机遇,在经济、环境及社会方面做     

全面体面劳动和普遍社会保障——国际工会联合会对联合国后2015发展框架的简报文件

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欢迎联合国的倡议,欢迎联合国把全球公民社会列入联合国新的发展议题,这个新的发展议题将在2015年代替原来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尽管千年发展目标框架已经被证明在途径、结构、内容以及有效性等方面有许多缺点,但是工会仍然相信一个普遍的全球发展议题,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这个普遍的全球发展议题能在动员和协调全球范围的努力来促进人类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

秘书长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古特雷斯秘书长自2017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改革。新一轮联合国改革议程的核心是着力从制度层面重塑联合国,构建以冲突预防为核心的治理体系,通过"全支柱"和"跨支柱"战略强化联合国系统支柱内及支柱间的整合。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是21世纪以来联合国进行的重要机制调整,改革既有利于克服联合国碎片化的制度缺陷,也有助于提升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加强跨支柱协调顺应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然而,联合国改革进程也受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与提升联合国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制约;南北分裂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增进南北共识是推进联合国改革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注重在联合国平台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强思想引领、承担大国责任、推进南北对话、与联合国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着力进行外交筹划,在推进全球共识、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在2007年逐渐加热，成为许多重要国际多边会议上讨论的热点议题。如在世界经济论坛、欧盟苜脑会议、八目集团峰会、亚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尤其是2007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与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明显分歧，更是将气候变化议题推到国际政治的主要议程。2008年1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在为期5天的会议上，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与会者再次呼吁各国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挑战。     

从哥本哈根会议看西方大国的"气候霸权主义"

《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作出了安排,但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这表明,当今的气候问题不是单纯的气候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气候、政治气候、道德气候、责任气候问题,其核心是经济利益和发展利益问题,其本质是气候霸权主义与反气候霸权主义的问题。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