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公共政策议程合理设置的机制构建——基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问题为客体,通过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公众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体现为平等性、民主性和合法性.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议程设置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通过对该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问题的剖析,对于构建其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是政府对问题政策进行识别及认定的过程,日益受到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行业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等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这一新的知识生成模式,社会行动者会自己寻求一些新的知识,加深对政策终结议程的理解并对政府的表现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政府很难再按传统的做法对其进行操控和限制。这就要求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规则进行变革。尽管政策科学家提供了多样的规则方案,但大都以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假设为起点,忽视了以伦理特征出现的个人。因此,除了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个人主义假设进行理论修订以外,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人员应秉持开放合作的视野,将社会行动者看作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助推因素,以此来发现公共利益并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论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媒体的影响

由于媒体具有覆盖面广、信息容量大和传播迅速的特点,一个社会问题一旦经过媒体的放大很快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因而就能对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媒体对于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影响力也受到自身存在的某些问题的制约。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要协调和处理好媒体与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关系。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邻避冲突”中的议程设置——基于R市的实证研究

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角度,立足于现实的"邻避冲突"案例,使用历时性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议程设置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与核能开发有关的"邻避冲突"大多源自原有核能政策的垄断。民间群体想要打破政府对议程设置的垄断局面,必须经历核能政策垄断与"混合式"议程设置,公众议程的发起与新议程形象的建立,议程议定场所的选择与管辖权的争夺,议程的扩张与政策垄断的破坏,及"机会之窗"与"焦点触发",最终将自己面临的困境清晰地呈现给政策的制定者。案例表明,现实中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还存在诸多障碍:即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来自公众方面的阻碍主要是其在参与和主导议程设置的能力上存在缺憾,来自大众媒体方面的阻碍主要是他们对议程话语权的操作和过度的风险放大。优化议程设置的可能性路径是:加强议程开启和沟通的制度化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议程设定场所之间的统筹与协调机制,培育公众在政策参与方面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下,社会问题步入议题合法化的过程被政府压缩或精简,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政府议题选择更符合公众议程的偏好排序,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由于公众偏好容易受到短期社会焦点事件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从网络运作机制看中国语境中的网络与民主

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政治民主而言是场革命。网络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网络公众舆论的塑造还是网络议程的设置都凸显出公众的主体地位,使公众更为平等地掌握信息,参与政治决策。网络的民主功能是显著的,然而非理性的话语交往和无视规则的狂热却限制了网络民主的质量。     

论新闻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媒体议程设置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之一,新闻媒体首先起到了传声筒和放大镜的作用,同时也容易利用大众对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机构的信任搞虚假新闻。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闻媒体议程设置作用力不断增强。因此,正确处理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共同推进中国政策议程的优化迫切并且必要。     

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场景、行动逻辑与未来趋向

科学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作为科学决策的逻辑起点和首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至关重要。新时代我国政策议程设置面临全新的现代场景,多重机遇开启了公共领域转型之窗,公共关怀、现代意识、知识型公民、政策行动技能提升加上网络抗争,催生了政策议程设置中“新个体”的力量。新时代场景中政策议程设置的行动逻辑,根植于政府治理结构与规则程序的变迁,也寓于被网络集体行动框架重塑的非正式过程。现代治理需要社会合作建构取向的政策生成,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下的协商合作、共同行动和自发推动,而开发更加成熟的政策问题环境扫描指标、加强社会分析,将是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议题和趋向。     

微博设置大众议程及对公共领域建构的研究

主要立足于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从微博在设置大众之议程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大影响力这一事实出发,探讨微博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可能性。由于传统媒体受制于单向传播的局限性,其议程设置功能相对于新媒体在逐渐减弱,而微博在设置大众议程上的功效则日益突出。议程设置作为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最终造就了公众舆论,而公共领域就是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共舆论。所以说,微博所表现出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衡作用使得其具有重新建构哈贝马斯所言之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私用的风险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奠定基础,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政策议程本身对政策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存在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蕴含了私用政策的风险,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造成威胁。政策议程被私用主要存在于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受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影响。为防止政策议程被私用,需要在政策问题的设立上引起重视,既要关注主体利益需要的规范,也要注重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四种典型途径

关于"政策议程如何设定"的已有研究侧重对议程设定影响因素的探讨,忽视了对"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这一问题的回答。依据驱动政策议程设定之核心元素的不同,笔者将政策议程设定的驱动分为权力、权利、媒介和事件等四种典型途径。在实践中,四种典型途径各有其内在的机理、优势和不足,为避免政策议程设定中的偏差和失误,特别需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和层次,充分发挥媒介"意见市场"的功能,增强决策者对焦点事件的前瞻意识,以提升政策议程设定的质量。     

选举机制创新的诉求:广水性别两票制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随着民主行政的善治观念转变和社会自治的改变,基层社会管理出现了制度创新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广水出现了性别两票制新选举制度,而运用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角度解释性别两票制政策议程设置的途径,可从中挖掘出我国一般政策议程设置的独特之处。     

注意力竞争的生成与反思：论政策议程中的注意力生产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注意力决定了政策议程的开启,甚至等同于政策选择。当多元主体对政策系统同时施加影响争夺决策者的注意力时,就形成了注意力竞争的局面,政策议程设置就是竞争结果的体现。追溯历史可知,在现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政策过程中的注意力是受支配的,直到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快速扩散,注意力也高度分化且快速变化,更多的主题进入了政策议程。由于注意力竞争的现象出现,竞争成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词,但是注意力竞争还不足以建构真实的政策问题,只有挖掘出注意力背后所体现的需求与意向,才能找准政策问题的实质,这时所需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     

浅论网络流行语

语言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近年来,网络流行语构成了社会民主进程的图谱,彰显着网民极大的创造力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起到了"民主助推器"和"社会泄压阀"的作用.网络流行语由于是社会公共事件的代名词,且具有荒诞讽刺、简明扼要、寓庄于谐等特征,在吸引公众注意力方面常取得巨大成功.网络的超越时空性、便捷性、及时互动性给予网民"设置议程"的权力,而"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因此,研究网络流行语对考察舆论导向过程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