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合同外包:反思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新视角

逆向合同外包是政府将已经外包出去的公共服务收回并且重新交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近年来,这一现象在国内的实践中屡有发生。从逆向合同外包角度出发,系统梳理国内外逆向合同外包现象研究,并结合实际调研所得,分析我国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中"七站八所"的重置现象,以期为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反思提供一种新视角,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做更深层次的思考。     

多元共治下我国环卫服务的模式类型与逻辑线索——基于有效性视角的分析

环卫外包是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要体现。环卫外包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特殊的规律性,且这种规律性体现在历史沿革的模式变更上: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负责的低效模式、合同外包下政府主导的附庸模式、市场机制下政府创新的效率模式。此外,根据三种模式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对我国环卫市场化的未来模式进行了讨论,得出多元主体下有效共治的市场模式是我国环卫公共服务提供的理想模式的结论,并结合现状分析对我国环卫服务发展转变提出了六点需要坚持的原则。     

把政府带回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趋向

近年来,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购买服务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过程容易造成政府角色的迷失,在委托-代理、竞争性购买、合同契约、第三方评估和短服务周期等方面存在隐患。而广东省的"双百计划"实践,开辟了一种新的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它介乎传统的单位制和当下的市场制之间,通过建立直接委托-代理关系、非竞争性购买、事本主义、政府主导评估、中长期服务周期等,有利于规避服务外包中的隐患,显示着动态发展的政社关系的新前景。实践证明,行政的进入并不一定会挤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行政的进入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与此同时,技术理性和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寻租与治理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过程中,寻租的特征表现为:设租者多为掌握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权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设租者与寻租者相互勾结,官商合谋;寻租数额越来越大,环节和人员越来越多;寻租的手段隐蔽化,形式多样化。其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程序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不强,审批程序不规范且审批权力高度集中,独立监管机构缺失,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流于形式。因此,规避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寻租风险,需要推进公共服务外包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合同外包正当的法律程序遏制腐败,建立并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防范和打破合约共谋,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监督与惩处腐败。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困境分析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我国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我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面临着必须突破的困境,主要包括法律依据的缺失、过高的成本、政府角色的不当定位和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因素等。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社会成本分析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方式,在现代公共服务的供给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其引发的社会成本也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腐败问题的治理难度加大、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公共服务供给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等。     

逆向合同外包:国外民营化发展的新取向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世界民营化发展开始转型,逆向合同外包的兴起成为目前世界民营化发展的新取向.逆向合同外包说明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它的兴起既是由于其新自由主义理论根基受到动摇,反映了西方国家由第一轮新公共管理改革向重新强调中央权力的第二轮改革转变的时代背景,也与民营化难以带来成本节省、服务质量下降、合同实施困难以及公共行政理论的转换等因素直接相关.深入分析逆向合同外包问题,有助于全面认识与把握民营化的发展态势,为科学推动我国民营化改革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发展现状——基于二手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合同外包日益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机制。本文基于二手数据,在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发展状况(2000~2009)的概括性分析中发现,2000年以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发展迅猛,其应用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均前所未有,并且逐步迈入法制化轨道。由于影响合同外包成效的因素相当复杂,政府显然缺乏相关操作经验,无论是在合同外包的决策当中还是在实施当中,"审慎"是最明智的策略。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公共服务外包风险因素研究

在中央到地方政府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背景下,我国的公共服务外包快速发展。虽然推进公共服务外包对加快政府改革、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有积极作用,但其实施本身也存在较高的风险。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外包风险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进行定量化评价,分析影响外包成功与否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而从公共服务外包前、外包过程中和外包发生后等三个不同时间阶段,探讨进行外包风险控制的措施。     

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公共服务外包已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国内外针对公共服务外包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国内大多数的研究为定性的分析探讨,少有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因素的研究。在对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公共服务外包的概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了区别,根据文献的理论支撑和实地走访调研,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并作出了针对性的理论假设。针对假设,运用结构方程验证了服务特性、环境因素以及政府能力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任务复杂性及市场成熟性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有显著影响;政治因素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都有显著影响,财政资源与外包决策的关系不显著;政府间的竞争和领导支持与政府的外包管理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政府外包管理能力越强,越可能做出外包决策。     

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理论机理、现实动因与制度安排

现行倡导和支持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理论建构了一个看似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包括:一个精明能干的政府、竞争充分的市场以及政府与市场间存在良好的合作关系。事实上,不论是作为需求方的政府,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市场,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加上政府与服务承包商之间合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发生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源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管理层面的现实动因更是增加了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发生的可能性。在公共服务改革实践中,为确保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顺利平稳地发生,需要从决策依据、操作流程、争议解决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好精心的制度安排,以便使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能够在制度框架内规范有序地运行。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的障碍及其消解

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和增量不足,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必须改进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由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外包提供公共服务开始成为一种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方式。但目前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存在政府认识不足与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化保障机制缺失、自身能力不足、公信力低下、社会大环境不成熟等障碍因素。为此,必须通过推进政府观念与职能转变、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自身能力、提升公民意识,促进公民参与等途径促进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与社会组织的发展研究

公共服务外包是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上的创新,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承接者和提供者,对于推动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社会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面临许多问题,梳理了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事业过程中社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阐释了发展我国社会组织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公共项目暨政府购买服务的责任监控与绩效评估——美国《项目评估与结果法案》的洞见与启示

自我国出台《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后,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成为一项日常性工作,社会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甚至发起公共服务项目成为常态。但这种多元化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做法,却带来我国对公共项目,尤其是外包公共服务项目、购买性公共服务项目的责任监控、绩效评价问题,引发了"楼歪歪""桥脆脆""营养餐霉变"等恶果。在目前我国尚无成熟办法的情况下,被我国学术界与实践界忽视的美国《项目评估与结果法案》及其配套做法无疑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综合来看,该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推进全过程责任监控、外包项目不外包责任、项目绩效与项目责任以及财政预算挂钩、以项目绩效完善完整意义上的绩效型政府与责任型政府的做法对我国有着较好的借鉴作用,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推动公共服务项目改革,尤其有助于促进外包公共项目的责任监控。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域下的公私契约治理探究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机制,是以公私合作为基础且以契约合同管理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方式,这将打破原来政府垄断的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从"权力治理"逐步走向"契约治理"。新的契约治理路径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垂直等级化的公共行政结构,积极适应公私部门间互利合作与平等协商的契约治理模式,而这迫切需要政府部门有效培养和提升公私契约治理能力。     

官僚式外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官僚式外包"是目前我国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出现的一种异化现象,既消解了社会组织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生产主体的能动积极性,也抑制了公众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享有主体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以及对绩效的影响机理透析发现,不仅社会组织与公众被政府行动逻辑裹挟,还改变了政府购买的项目决策、合同过程、绩效控制机制等关键环节,导致官僚目标对公众需求的忽略与替代,行政权力越界甚至挤占了社会的空间,严重抑制了政府购买的绩效。只有缓解官僚目标与公众偏好之间的冲突、加强行政权力规制与社会组织培育,才能不断改进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     

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模式及风险防范

我国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模式主要分为联合管理外包模式、企业横向一体化外包模式、员工业务培训外包模式等。在外包的过程中,存在着选择性、操作性、潜在性和制度性等方面的风险,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谨慎选择适合本企业的外包模式和服务商,增强外包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力度,不断健全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外包市场,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服务商自身队伍建设,应是防范这些风险的有效之策。     

社会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问题及其治理路径

分析社会服务合同外包的可行条件,可以看出,当社会服务合同外包后发生的交易成本低于被降低的生产成本,奉行效率规则的政府才会选择将社会服务交由市场主体供给。社会服务合同外包中的交易成本受任务复杂性、市场竞争性和资产专用性三大因素影响,要顺利推进社会服务合同外包,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减少交易成本:有选择性地采用社会服务合同外包,提高政府对社会服务合同外包的控制能力,构建社会服务合同外包的长期合作关系,建立社会服务合同外包的多方责任关系,促进合同外包的市场竞争。     

社会服务购买延续机制的中国语境

在社会服务外包合同中,原有合同关系的结束是公共管理者得以持续测试市场,以了解新的节省方案和更好的服务能香实现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让公众摆脱不良交易的重要途径。但是，一个合同终止或者现有协议的转移过程与合同的签订过程一样复杂并充满了变数，加上中国不成熟的合同环境的裹挟，现实的选择可能不是终止或修正合同关系，而是寻求既有交易的保持。政府、承包商和民众三方面皆促成了社会服务购买机制在中国的延续。     

公共服务外包视域下社会组织建设——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要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十分必要。公共服务外包作为一项可行选择,已经越来越多的在各地实践,但作为公共服务承接方的社会组织承接能力不足依然成为制约公共服务外包的瓶颈,为此,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拓宽社会组织生存空间,构建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