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共犯的理论与实践

片面共犯的理论与实践张勇暗中帮助或教唆他人实施故意犯罪，但被帮助者或被教唆者对此并无认识，这是否属于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这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即片面共犯；“否定说”认为由于共同行为人之间缺乏意思沟通，...     

“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之理解——兼与刘明祥教授商榷

如果体系性地考虑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以及分则关于拟制正犯的规定,就应该认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采用区分制而非单一正犯概念,共犯从属性说应该得到肯定。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只能解释为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被教唆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没有达到既遂状态。如此解释既有助于维持共犯的实行从属性,坚持刑法客观主义,也不会放纵犯罪。对于教唆信息完全没有传递给被教唆人、被教唆人明确拒绝教唆、被教唆人虽接受教唆但尚未开始实施预备行为等情形,教唆行为对法益的危险仅仅停留在教唆者内心,不能成立非共同犯罪的教唆未遂。将上述教唆行为评价为教唆未遂,是对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曲解,没有体系地解释刑法规范,有走向刑法主观主义的危险。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必要共犯

<正> 西方刑法学者以共同犯罪是否能够任意形成为标准,把共同犯罪分为任意共犯与必要共犯二类。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刑法论著也采用同样的分类方法,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规定有三种必要共犯:一是聚众性犯罪(如持械聚众叛乱罪、聚众劫狱罪、组织越狱罪);二是对内性犯罪(如行贿与受贿、重婚与相婚);三是集团性犯罪(如反革命集团罪)。我们认为,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必要共犯,不能照搬西方关于共同犯罪的分类理论。所谓必要共犯,是指刑法规定以二人以上共同犯罪为成立要件的犯罪。也就是说,这种犯罪不可能由一人单独构成,而是以数人共同犯罪为必要条件。必要共犯     

刑法应单独规定共同犯罪中止形态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共同犯罪中止形态,而是分别界定了共同犯罪和犯罪中止形态,因此,共同犯罪中止是当前我国刑法规范中的空白地带,也是刑法理论研究的疑难点。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规定的缺失和学理上的争论,对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和处理相当混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在共同犯罪中止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在我国刑法中单独规定共同犯罪中止形态,为刑事司法提供统一的规范标准。具体理由如下:一、共同犯罪中止形态的成立条件在刑法理论研究中,争议焦点是在个别共同犯罪     

浅谈刑法中共同犯罪帮助犯的立法疏漏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具有与单独犯罪不同的特点,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一般是指单独犯罪而言的,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显然不同于单独分则的犯罪构成,要使共犯承担刑事责任,需要对一般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加以修正,是以分     

领导干部要提高创新能力

尹彦品在《河北法学》2005年第11期撰文指出：片面共犯是指共同行为人的一方有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意思，并加功于他人的犯罪行为，但他人却没有认识到有人与自己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对于具有片面合意的犯罪人能否按共同犯罪人来处理，大陆法系刑法学界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究其实质，仍然是以行为共同说和犯罪共同说的基本内核作为立论的根据。在总结上述观点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分析，认为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都有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二者都不能单独作为全部共同犯罪行为的理论基础，在纷繁复杂的共同犯罪形态面前，     

中外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为陈兴良博士论文《共同犯罪论》所作的序

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比个人单独犯罪对统治阶级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了便于同这种犯罪现象作斗争,各国刑法都有关干共同犯罪的规定。但是在理论上对共同犯罪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还是到近代才出现。德国是出版共同犯罪专著最早的国家。1880年德国刑法学者布黎(Buri)出版了     

论我国刑法分则及司法解释对片面共犯的认可

对片面共犯虽无统一的认识,但考察我国刑法分则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承认应以共同犯罪加以处罚的.     

片面共犯根据论

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态 ;法益侵害是片面共犯的本质 ,将片面共犯视为共同犯罪是实现刑法机能的需要 ,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片面合意是共同故意的最低标准 ,将单向意思联络解释为共同故意 ,没有超出“共同犯罪”法律文义的“射程” ,从实质上贯彻了罪刑法定的要求 ;片面共犯符合诉讼效益原则。     

我国现行共犯制度下片面共犯的困境及反思

片面共犯应否作为共同犯罪来处理,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进而导致片面共犯在刑法理论中一直没有合理的定位。应从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的角度来重新对片面共犯进行界定。既然共同故意须包含意思联络,则对于缺乏意思联络的片面共犯应当认为其缺乏共同犯罪故意,故而不能够成立共同犯罪。     

日本刑法中正犯与共犯的区别——与中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相比照

共同犯罪一直是刑法理论中的热点 ,我国亦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该文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主线 ,对中日两国共同犯罪的规定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思考 ,文中对两国共同犯罪的不同规定、共同犯罪人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同进行了比较 ,并对相关理论学说予以了介绍 ,观点中不乏可供思考之点。     

关于“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共同犯罪问题的研究

在当前对刑法的研究中,"片面共犯"这个词对我们已经并不陌生。在刑法学界,关于片面共犯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许多学者对此也都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在共同犯罪中是否存在"片面共犯"这一问题     

对同种犯罪实行过限问题的分析

实行过限是指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又称为共同犯罪中的过剩行为。我国刑法对实行过限没有明文规定，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行为人只有在对某一危害结果主观上具有罪过的情况下才负刑事责任。而过限行为超出了共同犯罪的故意范围，所以应当由实行人对过限行为单独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大陆刑法和澳门刑法中共同犯罪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 是一种相对于单独犯罪而言的更为复杂的犯罪形态,具有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历来是各国及地区刑法的锋芒所向。本文对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模式和内容、共同犯罪的概念与构成、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处罚以及认定和处理共同犯罪的一些特殊问题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提出可供两地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借鉴改善之处。     

教唆犯处罚根据之新解

教唆犯并没有直接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为何刑法规定对教唆犯进行处罚,其根据何在,这就是教唆犯的处罚根据问题。如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所谓共犯处罚的根据,指没有实行正犯行为者即共同正犯中的正犯以外的共同者、教唆者及帮助者被处罚的实质依据。”①研究教唆犯处罚的根据这一基础理论,就是要探寻教唆犯被处罚的实质依据,这既有助于深化教唆犯理论,又可以拓宽我国共同犯罪的研究视野。一、教唆犯处罚根据学说介评从整体上来看,探寻共犯的处罚根据基本上是围绕教唆犯展开的,其中的部分学说可以说基本上完全是针对教唆犯提出的,…     

共犯与身份

共犯与身份的理论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中的热点,在日本亦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本文以日本刑法第65条的规定为主线,结合日本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的若干规定,对共犯与身份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日本国内刑法理论上对该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深刻的评析,其中不乏可供思考、借鉴之点。     

共同犯罪的正犯、帮助犯理论的反思与批评

对于共同犯罪人进行怎样的分类,这是由一国的刑法传承所决定并与其刑法文化相联系的。混合型分类方法在共同犯罪人分类这一简单但充满逻辑挑战的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冲突。通过证伪方法可以彻底否定那种分工形式用来认定犯罪的错误观点。作用地位分类方法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够较好地评价各共同犯罪人在同一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此较好地评定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从而为恰当地解决各个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轻重奠定基础。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规定中可以看出,正犯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正犯就是实行犯;第二,正犯就是主犯。但在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的主犯地位并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我国刑法有从犯但无帮助犯的规定。所以在中国刑法中研究帮助犯的概念还缺乏法律依据,在中国刑法学上谈及帮助犯的概念并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引入帮助犯的概念也没有意义。     

共同过失犯罪浅析

我国刑法第22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这一规定说明我国刑法按照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仅限于二个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但同时也说明了共同过失犯罪是客观存在的。在司法实践中,共同过失犯罪现象也时有发生,且较之单独的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因此,研究共同过失犯罪以及如何运用刑法同这种犯罪现象作有效斗争。是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我国现行共犯制度下片面共犯理论的尴尬及其反思

我国共同犯罪制度以“共犯关系”为核心范畴,决定了共同犯罪故意的主体间性,因此也就排除了片面共犯依靠共同犯罪制度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同时,试图通过分则各罪构成要件直接处理片面共犯也不利于刑法分则构成行为类型化的维持;将片面共犯解释为间接正犯则曲解了间接正犯的真正含义。放弃“共犯关系”核心范畴似乎是必然的选择。     

试析片面共犯

试析片面共犯杨志壮片面共犯的研究一直是刑法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新的刑法公布后，由于在共同犯罪的定义方面与现行刑法无差别，导致了对片面共犯问题的争论并未得到解决，但它直接涉及到共同犯罪成立的要件及范围。目前，刑法学界对片面共犯的性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