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从哪一期主编《新湖南》的?

毛泽东同志曾于一九一九年接手主编过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周刊《新湖南》。对于从哪一期起接编,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从第七期起;另一说是从第三期起。到目前止, “七期说”占上风;“三期说”只有当年《新湖南》的编辑人员龙伯坚(敏莹)。他在《回忆〈新湖南〉》一文中说:“《新湖南》周刊出完两期以后,我便建议毛泽东同志接编”;“自第七期起开始……进行革新。”     

农业产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是对立的吗?——兼与严瑞珍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严瑞珍同志发表的《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0期《产业化开辟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道路》两文,深受启发,受益匪浅。但对其中把农业产业化提高到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新道路”,而把农业规模经营说成是     

理论的倒退——略评《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

“无限宇宙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无限宇宙不可知”。“无限宇宙的无限是形而上学的坏无限”。“无限宇宙是人类认识中心论的产物”。这些论点,是吴鹏同志在《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一文(载于《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详见《新华文摘》1987年第8期。以下简称《新探讨》中向我们提供的。     

两种生产在社会中的作用不能同等看待——与史国藩同志商榷

史国藩同志在《关于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涵义》一文(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中不同意只把物质资料生产看作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他认为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本来就是将物质生产和人日生产都看作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一结论是从他自己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有关论述的理解得出来的。这就是史国藩同志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的三个因素”。他说:“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因素是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二个因素是满足人们生活资料生产所需要的生产工具的生产;第三个因素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另外一些人的生命,即人口自身的生产。”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这三个因素归结为“第一种生产”和“第二种生产”;恩格斯     

也谈“发展的曲折性”——与张健同志商榷

张健同志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曲折性提出的看法(见《“发展的曲折性”究竟是什么含义》,载《党校论坛》1991年第12期),虽给人以启发,但失之片面,现提出我的看法,以辨明是非。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及其他——答汪义诚、都淦同志

拙文《社会主义史中的一百个“第一”》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6期选载后,汪义诚、都淦二同志对其中三条提出了不同看法,与我商榷,本人深表谢意。我完全同意汪、都二同志的这一条意见:“准确地说,第一次公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在1847年9月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第1期。”但对另外两条,我仍有不同看法,今提出来与汪、都二同志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我同意汪、都二同志的这一点意见:“如果根据《马恩选集》的註来说明(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则是不准确的。”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一词的德辛是何许人?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方最早是何时出现的以及后来如何演变的,我从50年代起读书时就注意搜集并摘记有关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研究会编辑出版部于1980年6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第40期刊有蔡声宁同志写的《试论“社会主义”一词的起源》,文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社会大百科全书》第七卷说:汉斯·谟勒在《社会主义一词及其同义词的起源和历史》一书中,把‘社会主义’一词已追溯到本尼迪克丁时期的安塞尔姆·德生(1699—1772年).1753年他在论战中为了明确起见,曾把基督教学者和自然     

确实应当尊重事实——答曾钊新同志《在岐义中醒悟真理》

(一) 曾钊新同志在《在岐义中醒悟真理》(《湖湘论坛》1993第3期)一文中。严厉地批评我说:“不尊重事实,怎能讨论问题”,“违反实事求是,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说我使他“惊心动魄”。这个批评引发我一个感想,就是认为确实应当尊重事实。 (二) 曾文说:我的《对<人性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一文中,不同意曾著《人性论》“把人性理解为是社会意识或精神要素”之说,而认为“社会的人的本质是物质”。对此,钊新批驳说,这是只允许谈人的身躯、大脑等物质,而不许谈它们     

几点质疑——与康大民同志商榷

读了康大民同志《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控制系统》(见《公安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一文(以下简称康文),很受启发。但对康文使用的几个概念(即概念使用的合理性)有不同看法。现在提出来向康大民同志请教。1、关于“系统行为”康文是从“控制论”角度来研究控制问题的。然而康文开头说:社会“行为系统”都少不了控制。所谓“控制”,就是使事物保持或改变其质的规定性的有目的的“系统行为”(注:这段引文中的引号是本文作者加上的,这样做既便于明确所质     

不能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今年《党校论坛》第三期登载的陈游天同志写的《不能把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前进的推动者混为一谈》(以下简称陈文),文中有不少正确的议论,但这篇文章把“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分割和对立起来,得出了值得商榷的结论:只能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而不能说是历史的创造者。     

对《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的几点质疑——与吴鹏同志商榷

吴鹏同志题为《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的文章(以下简称“吴文”,载于《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三期),对哲学意义上的“无限宇宙”提出了质疑。我认为,吴文试图以物理学的有限宇宙来否认哲学的、无限宇宙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怎样理解《反杜林论》中的那一段话——与李延明同志商榷

“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是否属同一个概念?李延明同志在第三期《科社研究》上认为,二者尽管有联系但毕竟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所持论点,颇能启发人们作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只是论述中引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后据以作出的“推断”,似觉欠妥,现辩证如下,以为商榷。文章中引证的是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李延明同志认为,这里所说的“这一事业”就是指“无产阶级解放”,这里所说的“行动”就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我同意这种理解。但李延明同志“于是”就认为:“由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恩格斯看来,考察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有助于认清无产阶级所进行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 有的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借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四十年之名,撰文把新中国文坛四十年所取得的成绩,几乎抹煞得一干二净,把中国文学史上这段史无前例的最灿烂时期,几乎都说成是“迷失期”,到处充满“迷雾”以至“黑暗”。他们还公开歪曲和否定指导新中国文学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发展的马列文论、毛泽东文艺思想。《芳草》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了张居华同志的文章。该文指出:     

秦始皇没有登过衡岳

周寅斌同志在《南岳史略》(载《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之衡山”一语,断定“秦始皇曾登衡岳”。这是值得商榷的。 按《史记》原文:秦始皇二十八年,过彭水(今江苏徐州市),“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即今岳阳君山)祠,逢大     

一篇深受读者好评的文章

武汉大学历史系萧致治教授昀“爱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一文在《求是》杂志(1990年第14期)上发表后,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求是》杂志历史组负责人周溯沅来信说: “大作发表后,反响甚好,普遍认为……文章份量重,角度新。”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胜炮教授说:“读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甚有启发。”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戴学稷教授认为,文章“所持论据及有关论断,甚是中肯而精辟”,“近年以来,史学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     

这篇文章有三好

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公安分局的杜贵卿同志给我们来信说，以前就曾在《人民公安》上拜读过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同志的文章；最近又读到 2001年第 10期《人民公安》上他的新作：《新世纪中国警方面临七大挑战》，觉得甚好。他说：一是好在讲了实话、真话；二是好在读了以后觉得，与我们的各级民警、特别是基层民警的认识、思想、感情贴得很近，“这在目前是很不容易的事啊 !”三是好在读了以后受到了教益，且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说到底，是从实际和理论的结合上说明了一些公安的大问题。” 　　他说，吕卓同志作为一名高级警官，…     

论“选择”的含义及选择的客观前提和规律性——兼与董德刚同志商榷

董德刚同志《论人在历史中的选择》(见《党校论坛》1991年第7期,以下简称董文)一文,不失为一篇颇有新意之作,读罢深受启发。但也觉得该文对“人的选择”概念的界定对“人的选择的客观前提”的理解,有待于进一步斟酌。另外,该文对人的选择活动的规律虽作了一些探索,但也有待于进一步说明和     

关于哲学价值观的论辩

<正> 郝孚逸同志的《从价值理论的探讨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简称《探讨》)和郝晓光同志的《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论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简称《扬弃》,二文均载于《湖北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对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同志所持的哲学价值观作出了全盘的否定。然而通观《探讨》和《扬弃》全文,原来两文的全部立论是置于一个歪曲和一个误解之上的。第一,把我们所主张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歪曲为物品的“使用     

“三军会师同心城”质疑

2002年9月26日，《新消息报》刊登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地有新说，三军开颜同心城》的消息，报导了宁夏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邢万莹“经过长达16年的调查访问”提出的“新观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地不在甘肃会宁，也不在宁夏西吉将台堡，而在宁夏同心城。并于次日发表了该同志《三军会师同心城》的章。《当代宁夏》2003年第3期和第     

对“传统社会主义观”批评的批评

对“传统社会主义观”批评的批评黄建权邢贲思同志在《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文中（《哲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以下简称邢文），对传统社会主义观进行了批评，其论点主要有三；一是说传统社会主义观“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说传统社会主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