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多样化——基于创新过程中主体互动的研究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初始、试点、实践等三个阶段，并涵盖多个创新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基于创新过程视角，并借鉴控制权和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分析“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等创新主体在基层治理创新不同的过程阶段所具有的互动关系和策略，进而构建一个基层治理创新过程的主体互动框架，分析基层治理创新不同阶段创新主体互动的关键机制。基层治理创新遵循“自上而下的强控制—资源配置与创新试点博弈—创新成功、中止、失败或融合”的演进过程。在基层治理创新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试点与实践阶段，创新主体均采用不同的策略而形成相应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基层治理创新成效。目标导向与自由裁量、压力监督与资源整合、考核问责与倡议联盟是促使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互动关系的关键机制。     

嵌人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有助于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作用,通过政府一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有助于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的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作用,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研究——以民间组织的有效介入为视角

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如何通过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民间组织介入其间的应有价值.通过民间组织的有效介入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管理职能的价值,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勾连.     

依赖、认同与监督:转型期行业协会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基于南京X行业协会的个案分析

行业协会是企业的自组织,转型期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的关系调整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型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一个实际个案探讨行业协会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是双向依赖的关系,在依赖中培育企业对组织的认同,在认同里协会平衡企业间的利益.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协会对政府的单向依赖,政府对协会从登记注册、年终考核、日常监督等多个环节进行监管.     

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中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路径依赖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会发现政治参与变迁缓慢,缺乏创新.政治的发展是个多方互动博弈的过程,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有中央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拉锯式的博弈,也有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较量.没有农民的政治参与,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就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创新,激发农民的政治活力.     

政府机构改革与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政府机构改革呼唤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政府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制约了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未能有效促进政府机构的改革,是政府机构改革与社会中介组织发育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原因。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与社会中介组织发育良性互动,要抓住政府机构改革的六个重点,解决加快社会中介组织培育和发展的三个问题。     

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的模式分析

2003年以来,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很多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案例,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我国政府职能转移,建立服务型政府以及公共服务社会化的背景有关。从公共服务购买的案例入手,根据购买过程中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是独立性的还是依赖性的,以及购买程序是竞争性的还是非竞争性的两个维度,对案例进行模式化总结分析。本文共涉及到六个案例,总结出三个模式,分别是依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和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在案例描述的基础上,分析每种模式达到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并由此分析公共服务购买存在的误区和政策建议。本文指出,要达到公共服务购买的效果,在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中发挥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双方的比较优势,关键是要保持民间组织在服务购买中的独立性,并建立公开的竞争程序机制,这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对民间组织的信任,民间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归结起来就是要建立起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的契约关系,而不是行政关系。     

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依赖关系的平衡和改善

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形成了基于"优势互补"、"资源互换"的互动合作,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存在公共服务依赖、工作绩效依赖,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存在合法性依赖、资源依赖,但是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是一弱一强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为了平衡和改善这种关系,政府应坚持放管并重,加快政社分开、简政放权的步伐,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更能发挥自主性的空间;社区社会组织应主动适应制度环境,采取拓展多方位资源获取渠道、加强对资源的掌控力等生存策略。     

论国有企业与政府的互动——以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为例

基于中国体制转轨的特点,从互动的视角分析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有价值.在文中,我们分析了个案企业与中央政府有关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发现了大型国企与政府的互动有直接互动、人际互动、非正式互动的特点,反映了双方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国企对政府的依赖.从后果看,国有企业与政府的互动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产生了一种适应性的政企关系.     

民间组织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的角色定位

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兴起在使我国原有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失效的情况下，也促使了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并且公民社会的兴起也为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民间组织作为处于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介组织，在我国是“在经历了‘总体性社会’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状态之后，随着政府职能转型而逐渐从国家领域分出来的有限的、局部的和具有一定依附性的社会空间”，     

政府、中介、市场互动机制论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政府的治理模式的变革，必然使传统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发生变化。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与社会力量的代表，在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是中介组织与政府改革的纽带；中介组织是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政府是中介组织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政党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权力分析

政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有三个环节：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参与民主是研究政党与民主关系的第一个环节；党内民主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政党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第二个环节；人民或其他组织通过对执政党的监督，从而间接地形成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是研究政党与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第三个环节。     

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及其限度——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已形成各级总商会、行业商会、乡镇商会、异地温州商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温州商会的成立缘由、办公场所、收支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组织章程、决策方式和职能发挥等方面来看,温州商会已取得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和独立性.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察政府对温州商会的影响力和干预程度、温州商会对政府的依赖、相互交流以及温州商会人员的政治参与等方面,以及企业对温州商会的支持程度、温州商会对企业的建议情况等方面,可以看出,温州商会与政府、企业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同时,在国家严格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管理体制下,温州商会还存在着诸多缺陷.温州商会的发展仍然受制于现行体制,反映了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的真实存在样态,而温州商会体现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以及对现行体制的某些突破,正是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特色所在.     

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民间组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民间组织在维护农民基本权益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府与市场的夹缝中，民间组织的发展面临着许多的困境。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使民间组织在法的规范下健康发展；应加大外界力量的介入和支持，借助民间组织的力量重建社区生活。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加强公共治理能力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农村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做到：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模式。     

路径替代与基层政府改革——关于基层政府阶越式变革的制度主义分析

路径依赖和路径替代是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制度公共产品属性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单纯依靠路径依赖并不能解决有效制度稀缺的问题。路径替代是补充和克服路径依赖的缺陷、推进基层政府改革的有效方式。     

当代民间组织的法律属性及角色定位

在法律意义上,民间组织是指以公共权利为目的,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的民间自治组织。民间组织具有公共权利、社会权力和自治权力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是民间组织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的基本前提。当代民间组织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具有严格的公共责任;在法律和自治章程框架内行使自治权,通过监督国家权力与其形成良性互动;通过理性协商与其他社会主体平等合作。正确认识民间组织的属性和角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从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对制度、技术的倚重和对文化、情感的淡化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国家、地方与基层三级联动的过程,需要织密要素协同网;又是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互动的过程,需要织密情感联结网。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作为两个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量函数,成为"基层之治"的"密钥"。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诠释政府如何突破以往基层治理受自上而下的科层束缚以及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情感"嫌隙",从而促进多重治理要素的流动、融合与协同共生,重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情感关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