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法家主要观点的法学方法论意义

法学方法论在法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工具。我们熟知的注释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法学流派均有自己的标志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法学理论却并没有因循这样的发展道路,先秦法家主要凭借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对其解决方法的价值功能和运作机制的认知而自成一派,这对于当代中国法学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律判断的功利尺度——解读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

奥斯丁作为近代实证主义法学的奠基人，为法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法学研究的对象由传统的应然法转向了实然法。随着研究角度的转换，法学的判断尺度也发生了变化，古典自然法学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被功利主义所取代。法学不再与伦理道德泾渭不分，对法学的关注无法脱离对现实政治的考察，现实政体的构建才是法学存在的根基。功利主义作为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被纳入了法学领域，成为了衡量法律正当性的判断尺度，本文将按照这一思路，     

论哈特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批判

哈特对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批判是新分析法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哈特的这个批判被视为旧分析法学成功转向的标志，体现在批判中时旧分析实证主义的理念的坚持，在方法论上也是如出一辙，只是在某一面向上完善了分析实证所应有的方法，如日常语言分析、比较等i、     

中国特色政治协商制度的多维透视

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而不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它还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论,它既为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文化积淀,同时也为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但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任重而道远。     

高等教育评价的价值问题探究

价值事实是高等教育评价的主要认识对象,价值事实的主体客观性要求我们在尊重多样化价值标准的同时,要在多样化价值标准的沟通和协商基础上形成一个共同的尺度.当前有必要以"育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核心,兼顾学术取向、社会取向和人本取向的价值诉求,形成一个以"育人为本"为核心价值标准的价值圈层.这样的价值取向又要求我们在评价方法论上超越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关于价值中立和价值判断的争执.而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物理、事理和人理有机统一的评价方法论原则,如此才能得到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受到各方认可的评价结果,从而发挥评价对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     

环境法方法论思考

环境法学术研究及其制度建设若想取得实质性进展,离不开正确方法论的支撑。首先,离不开方法论的两极分化与相互协同。环境法方法论上的两极分化与相互协同主要包括"形而上"与"形而下"方面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方面的分化与协同;其次,环境法学术研究需要正确理解环境法哲学的"根"与"用"的关系,环境法制度构建需处理好人类生态自由意志与生态自由限制的平衡;此外,还需要环境法学科与其他传统法学学科间在研究方法及制度构建上的沟通与协调。     

论新旧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的融合

新旧制度经济学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一般认为旧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新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但随着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二个制度学派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存在，方法论也随之发展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方法论二元观，并最后被Agassi等制度经济学家整合为制度个人主义。     

历史法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

历史法学以守成性反对革命性,以自发性反对建构性,以相对性反对普遍性,以对自然法学普遍主义的诟病作为思想缘起。历史法学的历史性体现在其以归纳、移情、语境作为法学基本方法,主张法律发展的连续性和相对性,体现了其尊重历史的实证精神。然而,历史法学坚持客观精神发展的线性历史观,以抽象的民族精神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忽视人的能动性,将法律的合法性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而主张回归历史上的法律,又犯了反历史主义的错误。     

从《惩罚与责任》看哈特的刑罚思想

二战之后,英国进行了重大的刑法改革,刑罚制度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曾触动了当时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典型代表哈特,他陆续撰写文章,发表自己对刑罚制度及其理论的看法,最终汇编成《惩罚与责任》一书.可以说,该书是哈特刑罚思想的代表成果,它出版以后,反响很大.该书对刑罚的概念、目的及适用等问题作了重新阐释,的确是一部阐发哈特刑罚思想的名篇佳作.     

富勒良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富勒是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良法观的基本内涵呈现出正义性、改良性和科学性三大特点。富勒提出的以法律内在道德为核心的良法观,在捍卫古代自然法观念的同时批判吸收了部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思想,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建立一个道德、良善和正义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富勒的良法观出发,分析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下法学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中央深改组通过的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具体制度和措施,为法学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封闭的法学教育体系、轻视法律职业技能、忽略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模式无法承载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赋予法学教育的重任.为此,应改革法学教育,明确法学教育机构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基础地位,加强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注重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合法性理论的现代走向——以卢曼/哈贝马斯之争为线索

在以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模式走向衰落之后,卢曼与哈贝马斯从不同立场出发对法律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并围绕该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仅是双方各自的观点之争,更是两种立场与思维方式在共同的现代性语境中的碰撞与交流,由此形成的共识代表了一种对现代社会基本状况的普遍性判断,而凸显出的差异则标示出了面对该问题时具有代表性的路径选择。透过对这一争论的解读,使我们有可能在宏观上对法律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走向获得基本的认识与把握。     

试论法学方法论在中国法律实践中的意义

该篇文章从方法、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出发,着重探讨法学方法论的内容、结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契机,从中国不同法学部门的角度出发,找到在法学研究、立法、实践中法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的边界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整个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推动了方法论范式遵循着"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着"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但是,量化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阻碍其进一步发展。为解决统计数据真实性、学术研究独立性、研究议题解释性等问题,研究者需要以"解释政治现象"为研究目的,以"实证主义、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为研究路径,以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来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中结合定性、定量、质性比较研究的优势,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试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以生产力理论和阶级理论为基础.在社会分析上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把阶级作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坚持生产力是经济增长第一要素的观点,把揭示基本制度的演变规律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问题,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     

西方法理学中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

西方法理学的发展主线之一,是以自然法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和以实证主义法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人文因素与科学因素在现代法律中存在着互补关系。法学的学科定位在于实践的人文科学。西方法治现代性的出路在于实现人文与科学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于“技”之不足,伤及大“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新的实在法体系,更需要新的自然法精神。     

从制度法学的视角看法律制度的变迁

制度法学容纳了社会学的实证方法,超越了传统的分析实证法学,同时又在吸收自然法理论的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对自然法理论的超越。正是在吸收和批判以往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制度法学通过严密论证,实现了法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法律是一种制度事实的命题,这一基本命题不仅具有理论的开创性意义,也具有相当的理论启发性,为我们理解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广阔的思路,特别是对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在哲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之时,制度变迁的理论情境和实践情境显得更为清晰。     

略论法学研究范式的历史类型

本文以库恩的“范式”为基础,对法学思想史中的自然法学、分析-实证法学、社会学法学等重要法学流派进行了范式类型划分,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研究范式和历史唯心主义法学研究范式、应然型法学研究范式和实然型法学研究范式、概念法学研究范式和经验法学研究范式、建构论法学研究范式和进化论法学研究范式等几个对应性范式,条分缕析,不仅提供了新颖的法理学研究视角,而且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基于中国法学研究转型的思考

方法论研究是法学研究范式转型中的重要内容,针对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相同问题而选择相应的合理方法有助于及时、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中国问题导向"成为中国法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核心动力和趋向,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必须重新反思现有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局限,应当坚持中国问题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化的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中多维方法的综合运用。     

作为制度体系的法:成因、主题及启示

体系化既为法学方法论上的要求亦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但法律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选择理论上的"体系化元素",直接决定了体系化的任务与走向。以美国近现代法律思想史为观察文本,自克里斯托弗·兰德尔基于普通法构建的原则体系伊始,随着规制国的出现,法律体系在公法的影响下呈现了由规范到制度过渡的局面,并引发了体系化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变。梳理制度体系学说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提炼普遍性的理论框架,对我国当下法律体系研究和法治建设能够提供新的主题和理论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