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个有期自由刑中部分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

本文在评析学界针对在数罪被判处数个有期徒刑、拘役中既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也有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场合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起始时间的计算这一司法难题所提出的三种解决办法的基础上 ,认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应从合并处罚后的主刑执行完毕之日起或者假释之日起开始执行。     

浅议缓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力刑期的计算

本文列举了缓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刑期计算的几种方法，并剖析了其缺陷。进而提出了缓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的新方法。     

对缓刑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问题探讨

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应把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条件,是否对犯罪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也不应以主刑是否缓刑作为条件。对缓刑犯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并从执行之日起计算刑期。在出现刑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时,主刑执行期间仍应剥夺政治权利,主刑执行期满之后是否剥夺政治权利则视主刑执行之前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是否届满而定。     

我国《刑法》第五十五条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刑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但当对犯罪人存在先行羁押的情形时,如果规定两种刑罚“期限相等”,则两种刑罚不可能实现“同时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剥夺政治权利,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一种刑罚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在立法及适用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尤其剥夺政治权利的并罚及减刑的适用,应引起刑事立法及理论研究的重视。     

对未成年罪犯是否剥夺政治权利的探讨

本文在评析学界关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种观点的基础上,主张对于未成年犯罪人不应当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应当有区别对待地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对象的两个问题

我国刑法中所有的主刑和附加刑(除驱逐出境外)均没有对犯罪人的国别作特别规定,但是剥夺政治权利不应该适用于外国人。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不应把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条件,是否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也不应以主刑是否缓刑为条件。     

对缓刑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问题探讨

对缓刑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中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形。本文认为,对缓刑犯可以适用剥夺 政治权利,对缓刑犯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和计算刑期。     

刑事罪犯参政权的法律保障

当今社会罪犯参政权保障问题已成为我国与西方敌对势力在国际人权斗争中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阐述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罪犯参政权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指出在实际选举中,他们的选举权一般被停止,甚至被非法剥夺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执法部门必须与时俱进,转变执法观念,保障未被剥夺政治权利刑事罪犯的合法选举权。     

论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价值

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独有的资格刑刑名,在理论界,常常认为其政治评价的色彩过于浓郁,其政治性远远超过其刑罚属性。拟根据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具体的立法设置,探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之刑罚价值,即作为刑罚种类之一,它在报应和预防方面的一般刑罚价值,剥夺政治权利作为资格刑,其刑种所特有的人道、经济等方面的特有价值。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