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张太雷：“星”“雷”交互革命起

得益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翻译的历史机缘．张太雷与陈独秀相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成立：稍后则是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诞生，当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矛盾时．张太雷四处奔走，     

陈独秀和他的辛亥革命论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对陈独秀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对辛亥革命成败经验教训的回味、思索．一直是陈独秀思考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和参考系．因此．研究陈独秀关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其纷繁复杂的思想认识。学界关于“陈独秀与辛亥革命”的研究，     

陈独秀与高语罕交往的恩怨纠结

陈独秀与高语罕相识于早稻田大学，其后两人在“五四”运动中并肩战斗，接着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一至五任中央总书记，高语罕作为第一批党员与其亲密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携手奋斗。后来，陈独秀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堪称陈独秀代言人的高语罕亦因参与陈的托派组织而被开除出党，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甘共苦”。然而，二人在经历了干般磨难之后，     

陈独秀与张国焘交往轶事

张国秦于1916年秋考人北京大学理学院，读了3年理工预科，1919年转本科学习。这时，北京大学已是全国新旧思想斗争最激烈的场所。陈独秀、李大测、鲁迅、胡适等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北京大学执教，特别是陈独秀将《新青年》由上海带来北大后，其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便成了爱国青年学生追寻真理和光明的旗帜。陈独秀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也成了青年学生仰慕的政治明星。张国泰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读了很多陈独秀的文章，认为只有科学与民主这两种东西，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1920年4月22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讲演会上的讲演中，就做出结论：“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     

陈独秀晚年脱离“托派”的原因探究

陈独秀晚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成为一个反对派,即自由知识分子。促使他晚年与托派分道扬镳,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陈托的结合建立在脆弱的感情基础上,不具备基本的理论基础;二是陈独秀个人的错误认知,认为托派本质上也是＂革命的,进步的＂;三是陈独秀个人的性格禀赋以及他深切的爱国情感决定了他与托派分道扬镳是必然结果。     

陈独秀教子有方

陈独秀共有6个子女．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后改名陈哲民）、长女陈玉莹、次女陈子美（其中，延年、乔年、松年、玉莹为陈独秀和结发妻子高晓岚所生，鹤年、子美为陈独秀与高曼君所生）。这6个子女．大都走上了献身革命、自立自强的道路，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同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所以能够献身革命、自立自强．是与陈独秀的教子有方分不开的．     

1979年：拨乱反正时期的陈独秀与李大钊研究

陈独秀与李大钊是中共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但在长期极左思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编纂学的脉络里却被缺席或被贬低。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离开陈独秀与李大钊，便无法合理地解释五四史及至整个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学界即有限度地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历史实施拨乱反正。1979年纪念五四60周年的学术活动则为进一步深化陈独秀与李大钊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与契机。     

揭秘：陈独秀刻骨铭心的苏联之行

陈独秀在一生64个春秋中仅仅去过两个国家——日本和苏联。青年时代他曾五次前往日本留学．主要是为政治避难并寻求真理。1922年11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曾经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一次前往苏联也是最后一次出国之行。     

陈独秀与《安徽俗话报》的创办

《安徽俗话报》由陈独秀创办于1904年．是我国近代重要的白话报刊之一。由于陈独秀不仅是该报的创办人．还是该报的主编兼主笔．他的思想无疑会对该报的宗旨和宣传内容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考察陈独秀早年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演变的轨迹．对《安徽俗话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反之，研究陈独秀．也不能不研究《安徽俗话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