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外电子合同准据法选择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传统上意思自治原则被誉为是私法规则中最为普遍遵循的原则。在确定涉外电子合同准据法时,同样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依其"合意"所自由作出的法律选择理应受到诉讼法院的尊重。在无纸化的电子商务法律环境中,意思自治原则对于解决涉外合同准据法选择问题,仍然切实可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判决释理谈我国民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ADR强调通过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而司法程序通过强制性权威解决纠纷。由于私法领域中纠纷当事人具备法律上地位的平等性和处分权．强调通过合意而解决纠纷并进而促进当事人自治的ADR在法理上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支持。以此为鉴，重构我国民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论私法原则在行政合同中的运用

在民主行政的理念指导下,以行政合同为代表的一些非强制性行为被广泛运用。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行政合同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尊重行政相对人的自主意志,维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合意的结果。行政合同虽然具有不同于私法合同的特点,但基于合同的共性,私法合同的基本原则对行政合同仍有适用的空间。     

再论公法、私法与经济法

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规范这两类关系的法律性质上的差异,即公法和私法的差异。确认经济法是公法,不仅符合公法、私法划分的基本要求,而且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对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对于加强和完善经济法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对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启示

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主要工具,私法自治是法律行为的内核。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里,法律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不一,但是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是不可替代的。法律行为去除其私法自治的内核之后,存在一些国家管制的因素,但是,国家管制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为了充分实现私法自治。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应当体现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当中,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应当设置总则编,并在其中规定法律行为制度;二是应当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说法,回归法律行为的传统;三是应当扬弃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及效力瑕疵的规定。     

试论隋唐五代买卖合同制度

买卖合同是隋唐五代时期最重要的合同类型之一。买卖合同的有效成立必须有买卖双方的合意及符合法律,重要的还要求有第三人担保或见证以及制作成书面合同。隋唐五代买卖合同一般包括六项内容,即买卖标的条款、买卖事由条款、买卖事实条款、保证义务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当事人、保人乃至见人的签字画押。隋唐五代时期,合同一经成立,一般都能够得到履行,但违反合同的事情或履行中的其他纠纷也时有发生,为此,隋唐五代各朝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予以控制,包括控制买卖当事人、约束买卖中介、严禁无端悔约、整顿官民买卖。     

中德消费者保护法比较研究

中国私法领域的立法多借鉴于德国。《德国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概念,我国尚没有以法律形式进行明确界定;德国民法改革使消费者法融入民法典,强调消费者合同的私法性,中国消费者保护法多为管理性质的公法性法律;德国法上的一般交易条款和诸多对于特殊交易形态的体系性规定,都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利益更好的保护。对中德两国有关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     

定式合同的法理思考

一、契约自由原则与定式合同的兴起 (一)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作为私法中最具魅力的法律原则,是在19世纪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人文主义哲学思潮、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古典自然法学说的合力下兴起的.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契约方式自由四个方面的内容,各国均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     

社会转型时期私法的使命

中国正处于从政治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时期,私法无疑担当着实现社会转型、重塑社会秩序的重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建适应市场经济的私法体制,颁布了许多单行法律,初步形成我国私法基本秩序,可以说走过了探索时期,而迈向体系化阶段.民法法典化被视为是民法体系化的工具,也被认为弘扬私法精神、培育私法文化的途径.但是,法律根植于社会,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与社会相契合.当代私法学者负有解释与发掘当今中国社会价值和社会秩序需求并将之提炼为法律规范的使命;私法学者应当"走出"私法,到社会的大舞台去研究私法,将私法精神贯彻到整个法律之中.     

论物权区分原则对合同分割制理论的发展--兼论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在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领域,同一制和分割制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适用理论,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选择标准和价值取向.但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纵深发展和国际合同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分割制将处于绝对优先的位置.尤其是对于涉及物权设定和交易的国际合同来说,物权区分原则加强和推进了分割制在合同法律选择方法的绝对地位.我国在当前的立法中应采纳并强化分割制的理论原则,并将其明确规定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