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

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革”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深厚情谊

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后，周恩来尽己所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来又竭力为邓小平复出创造机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使邓小平得以复出。邓小平复出后，     

时代的重托 历史的选择——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的由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遵义会议以来,先后已形成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由历史形成的。第一,这是由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10年(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形成的。第二,更重要的,这是由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两次被打倒(特别是1976年第二次被打倒)的经历形成的。第三,最重要的,这是由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推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事业中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形成的。     

邓小平 首次亮相联合国的前前后后

1974年4月6日至19日，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纽约，出席关于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邓小平“文革”初期被打倒以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自然格外引人瞩目。     

胡耀邦与“三株大毒草”中的《汇报提纲》

1975年邓小平大搞整顿,选中胡耀邦领导科技战线整顿。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深入群众,仗义执言,让被文革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五子登科”,制订了振奋人心的《科技汇报提纲》。不料“批邓”之风骤起,胡耀邦再次被打倒,在押往基层批斗中险些丧命……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像邓小平这样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三落三起的人,为数并不多。1933年3月,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被撤销了职务,这是他经历的政治上的第一次磨难。1933年6月下旬,在贺昌、李富春等人的推荐下,邓小平出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不久又担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1934年10月,邓小平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前夕,邓小平走出了第一次政治磨难的阴影,再次出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遵义会议。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打倒,经历第二次磨难。当时,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     

王稼祥与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

众所周知,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但要说到邓小平第一次遭打击后,是如何被重新起用的,其内幕就鲜为人知了。其实这与王稼祥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933年,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被博古一班人打倒后,被下放到宁都县一个边远农村劳动锻炼。王稼祥得知后,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正是在他的帮助下,邓小平才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实现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复出。重病中的王稼祥从李富春口中得知邓小平的艰难处境后,气愤不已邓小平因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运用毛泽东的对敌斗争策略,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到“左”倾领导者的迫害。虽然当时…     

毛泽东怎样欣赏和培养邓小平

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各自开创了一个时代，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两位历史伟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邓小平一生经历具有传奇色彩，三落三起，全与毛泽东有关。他第一次被打倒是因为在江西中央苏区拥护和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当时的“左”倾中央推行的教条错误；第二次、第三次被打倒则是因为不赞成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思想和错误政策。     

邓小平接见金庸

“文革”开始后,金庸创办的《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专版,每天刊登有关祖国的消息。金庸的政论文章大多是对祖国大陆政局的评述,他对“文革”的抨击非常尖锐。与此同时,金庸对邓小平又多有赞誉。特别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金庸仍不改初衷,在预言林彪、江青一伙必将“死硬”的同时,断言邓小平还会东山再起。金庸在海外的评论,给落难中的邓小平带来了一定的安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觉得金庸是一个值得一见的人。1981年7月18日上午,金庸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金庸是香港新闻界在新时期第一个得到邓小平接见的人。金庸携夫人、儿子和…     

陶铸:“如果允许拜师的话,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对“打倒刘、邓、陶”这一口号记忆犹新。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之所以连在一起,缘于陶铸对刘少奇与邓小平的敬佩与尊重。 曾志在谈及陶铸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时说:陶铸说,　‘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     

陶铸:“如果允许拜师的话,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对"打倒刘、邓、陶"这一口号记忆犹新.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之所以连在一起,缘于陶铸对刘少奇与邓小平的敬佩与尊重.     

实事求是与知遇之恩——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与毛泽东关系论

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关系。应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都是比较赏识的,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更是毛泽东一手促成,但同时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也是出于毛泽东的授意。所有这一切都围绕文化大革命展开。因为要整治文化大革命的乱摊子,邓小平复出了;因为不愿违心地对文革予以肯定,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邓小平的命运,但其中更为重要的非人的因素一一毛泽东莫属。邓小平的复出与再次被打倒都与毛泽东密不可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如何进行拨乱反正?邓小平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出了满意的答案。     

党员干部新书架

《邓小平传（1904-1974）》 《邓小平传（1904—1974）》为两卷本，全面记叙了邓小平同志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复出工作七十年间的主要经历，反映了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作为传记作品，不仅深刻展示了一代伟人崇高的精神世界，而且真实描写了他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活动。     

邓小平复出始末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     

父亲陈士榘“大义灭亲”

我父亲陈士榘是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的。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在心目中都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他们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文革”中,有人为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十年动乱 报头数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两度被“打倒”。而由他题写报头的《重庆日报》，也经历了报头改变字体甚至改名的荒诞岁月。据《重庆市志·报业志》记载，其经过大致如下——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就同“四人帮”进行了正面斗争。1976年初,邓小平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当年4月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即使是在自己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以巨大的勇气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正面斗争。这种斗争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     

陶铸在“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陶铸从1966年8月2日担任“中央文革”顾问到1967年1月被打倒这5个多月的时间里,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了坚决斗争。陶铸也因此受到迫害而含冤去世。“汉家狱辱因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陶铸留下了自己的怨诗,历史记下了陶铸在“中央文革”中同江青等人的斗争。     

毛泽东为何保留邓小平的党籍

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他后一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