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关系错位的制度分析

乡村政治关系错位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对村级事务的越权干预及与之相联系的村委会的自治角色难以确立。乡村政治关系错位的原因包括乡村政治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矛盾,压力型行政体制,乡级政权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张力,制度供给短缺,财税制度的缺陷,党政关系下的“两委”体制等六方面。解决乡村政治关系错位应注意充分考虑乡村政治关系是国家政治关系在次级政治体制中的反映,是“宏观体制困境在基层的映射”这一现实情况,既要考虑宏观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同步改革乡镇行政体制。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浙江乡村治理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实现村民自治制度,“乡政村治”的制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治理成本,改变了村民主体虚置的状况,在实践层面的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村民自治所确立的“国家弱主导型”模式,既无法回应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也无法适应服务型政府需求的现代潮流。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新难题正逐渐被破解,一个代表“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乡村政治格局正在发育成型,因为“强国家一强社会”关系格局要求,一方面,国家以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服务乡村——提供均等化服务,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自治制度。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家族势力、国家权力、民间力量的相互盈缩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三股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政治逻辑

建国以来,共产党通过建构组织网络体系完成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等重大政治步骤,实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介领域的国家化与制度化,最终完成了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目的。然而,这种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被证明是低效的,从而导致了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政村治”的诞生。即便如此,由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诉求,“乡政村治”模式并未真正改变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总趋势。     

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重构

面对建国之初的严峻形势,结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和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合和重构乡村政治。整顿乡村秩序,接管旧政权,废除保甲制度,初步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村政治组织;广泛的政治动员使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它产生了很强的政治效应,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权利下乡: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根本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等过程，完成了国家的“权力下乡”的任务；当前的乡村社会发展，需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促进乡村社会的自我发育，推进“权利下乡”是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推进“权利下乡”需要合理界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边界、树立合理公正的执政理念、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     

乡村政治生活的现状及其运作——对杭州市庙街村的观察

文章通过对一个村落(1999年12月改为社区)的观察与访谈,以被访谈者自身的叙述为主,展示了乡村政治生活的现状及其运作.文章力图表明: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乡村社会不仅具有仪式上的意义,而且给乡村社会蒙上了一层"温情主义"的面纱.在传统的氛围里,乡村政治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个人关系、恩威并用、使当事人免于尴尬和保全面子的技巧等重新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常态".除此之外,文章又着重凸现了乡村政治生活的竞争和补偿机制.     

超越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政治抉择

中国历时20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本文在对“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三种政治个案考察后认为：这三种个案具有许多同质性，它们的出现是人们在探索超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模式所作出的必然政治抉择。     

试论乡村社会组织的重构

经历了革命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下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改革后多种组织体制并存的局面,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重构日益显示出对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这是基层社会对超大社会管理能力和单一制国家整合能力的挑战.乡村社会组织重构是乡村现代化的基础.应从组织体制上培育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城郊村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和组织创新

在人们的认识当中郊区农村往往以“城中村”为典型，学者出于对原有乡村社会理解的反差，惊讶于“城中利”的村已不村，所以对“城中村”抱有强烈的研究冲动，大量“城中村”、“超级村庄”的研究客观上也影响了人们对城郊农村的认识，把城郊农村与“城中村”划上等同号。     

论乡村政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乡村政治稳定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本文从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 ,乡村公共权力的异化 ,以及农民利益的被侵占等方面分析了乡村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 ,并提出了相应的转化对策与措施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推动,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即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自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包括国家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日益异化为控制社会的力量;从最终意义上说,国家终将回归社会,实现与社会的统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为研究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分析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建议.     

乡村政治研究三十年 ——对若干分析框架的追溯与反思

近三十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界流行的各种理论框架在深化我们对乡村政治问题认识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这不仅与学者们在理解中西方差异上的分歧有关,同时更是学界在理解乡村历史与现实之间所彰显的张力使然。将国家基础权力理论作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框架,不仅有利于弥合中西方之间的差异,而且能够较好地关照当下乡村社会的现实。     

乡村民主政治参与主体的被动性问题研究

如何有效地推进民主政治,特别是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何种民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国家的统辖面积和国民的整体素质密切相关。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轨迹和乡村群众的民主素养成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的核心掣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探索,乡村民主主体在参与民主化进程中的被动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笔者试图从民主意识和我国的政治体制层面对其进行分析并寻求解决办法。     

乡村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乡村青年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有关部门和学校对农村教师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资源投入不足,教育方式单一,教师考核机制不合理。因此,必须着力探寻优化乡村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对策。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成效、问题及对策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在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建设及以民主的方式化解矛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 ,但也存在“乡政村治”的体制摩擦、“两委”关系的权责交错和村自治组织内部的机制障碍等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 ,应从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创新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和加强农村党组织民主建设等环节寻求新的突破。     

现代乡村治理视域中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

乡村治理是乡村社会政治发展的一种新型政社权益关系结构状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目标和长远机制,而吸纳农村妇女参与政治则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目前,虽然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意识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却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机制制约和现实困难,如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权和平等话语权保障机制滞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民主和法制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为此,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全面改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状况：一是构建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权益保障体系,二是培育乡村社会女性公民主体性政治文化,三是加强和改进乡村社会女性公民组织化机制,四是完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动力保障和激励机制。     

农民工政治参与:理性选择与机制构建

在理性选择原则作用下,中国农民工对农村政治生活产生政治冷漠,而现行政治参与体制却将其排斥在城市政治生活之外,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因此成为“体制性边缘人”。这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国家出于协调社会关系、降低社会成本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构筑起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