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福的人性基础及其政制前提

幸福是一个派生性范畴,它的内涵取决于人性的预设和政制的性质。从人性"理性—善"视角看,幸福在于德性的完满程度,幸福之人是理性起支配作用、激情和欲望受到德性节制之人。从人性"欲望—恶"的视角观之,幸福是个体的感觉和状态,是欲望的满足和激情的绽放。然而,单论幸福观的人性基础尚不足够,幸福的含义还有赖于政体的本性及其教诲。与古人生活在自然的第一洞穴相比,现代人生活在诸种幻象建构的第二洞穴之中。因此,政治哲学的反思就要拆解古今的法—权之变(自然法—自然权利转换),评判幸福内容的主—客之变(客观性—主观性转变),进而为获得幸福的真理性见解扫清地平。     

浅析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简要介绍了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论渊源、基本内涵、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尤其是"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分析框架,比较深刻地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动态演变。在对上述问题梳理后,还简要地评析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中国省际基本养老保障水平失衡程度评估研究

基于“投入—供给—受益”三大要素和财力均等化与服务均等化两个层面构建基本养老保障水平测度评估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区、市）的基本养老保障水平进行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测度，并基于此探究中国省际养老保障水平失衡程度。研究发现，养老保障财力均衡化是养老保障服务均衡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基本养老保障的省际均衡化程度是多元因素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应在丰富养老保障内容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特殊对象，创新养老保障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来努力弥合地带内差异和及时建立科学的养老保障绩效评估标准来推动基本养老服务的省际均衡化。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 ——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组织

建立和谐组织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提高组织管理效率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组织包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协调"人—机"系统,也包括构建人与人的和谐,即协调"人—人"系统,管理者应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大学—中小学伙伴合作：内涵、模式和功能

大学和中小学进行伙伴合作是解决大学教师教育和中小学教学实际两者间脱节的有效办法。在解释大学—中小学进行伙伴合作的内涵的基础上,介绍了大学—中小学伙伴合作的五种模式,分析了大学—中小学伙伴合作的四个方面的功能。     

从国家—社会关系看社会风险控制

社会风险不同于风险社会。社会风险能否控制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彼此的分工合作。在现代工业时代,弱国家强社会和强国家强社会是两种相对合理的国家—社会关系类型,这两种国家—社会关系类型在控制社会风险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必须从国家主义视角转换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才能真正把握相对于国家存在的社会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将国家置于社会之中,强调社会力量和行政力量并举才能解决社会风险控制问题。此外,还需要调整国家—社会关系中权力、资源、影响力等方面的占有格局,将营造"健全的社会"作为社会风险控制的目标。在此目标下,社会风险控制应坚持自主、责任、社会信任等三项基本价值原则。     

应急志愿组织可持续发展研究

建强建好国家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的同时,如何培育和支持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组织发展,使其成为我国应急体系的有生力量,是当前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使命—能力—环境"三个维度的应急志愿组织可持续发展框架进行分析,目前应急志愿组织的困境主要是初心与现实相互拉锯造成的组织管理的使命渐弱、输入与输出断续平衡导致的组织动态能力的缺乏以及法律制度及外在环境保障上的规则与实操的交替滞后等。可以用精准而多样化的角色定位落实组织使命,用新共生关系的培养增加组织动态能力,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支撑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进而促进应急志愿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关系模型探索

国有企业利益分配研究对搞活企业 ,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 ,建立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关系的数学规划模型 ,求出最优解和最优值。并进一步说明如何形成最佳契约 ,分析了若干特殊值的现实经济含义 ,针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控制方法 ,提出建议。     

从图形—背景理论看广告语中的谐音现象

图形—背景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从图形—背景理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对日常生活中的广告语中的谐音现象进行分析,发现广告语中的谐音部分即图形部分突显了产品的名称,或者是产品的功能,往往是吸引消费者的原因;而习语即背景部分则起到好上加好或者化不好为好的作用,能够树立或提高产品的形象。     

马克思视野下“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创新

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早期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出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局面。进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从文化视域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分析。这对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及如何为当前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寻求本土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野下的业委会研究——以B市商品房社区为例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业委会的兴起给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B市的社区民族志调查,从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视野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探讨和解析了业委会在实践运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重组织面相。论文通过对业主"维权"和"自治"阶段的区分,将业委会划分为"斗争型业委会"和"常规型业委会"两种基本类型。基于这种概念区分,论文进一步描述和分析了斗争型业委会和常规型业委会所呈现出的组织形象及其背后的治理机制和认知逻辑。研究认为,物管体制、领袖特质、制度供给和政府干预这四个变量是影响"斗争型业委会"向"常规型业委会"转变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业委会概念模型的提出,有助于从微观社区层面更好地理解转型期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下一步研究有待从深度个案和定量数据收集方面进行完善。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变迁(1927-1937)

本文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作为研究对象。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灾难性的战争后果使得后人不断反思战前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应予以肯定还是否定？对日政策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行政升格如何调适府际关系——历史演进、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

将组织或个体从既定行政级别突破常规编制的提升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独特的现象，在此被界定为行政升格。行政升格是解决地方政府组织或个体发展空间受限、资源支持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路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实践和政策工具。本文首先从不同维度下行政升格的发展现状出发，提炼其外显性特征与内隐性秩序，并基于其差异化改革趋向和政策扩散过程将其概念化为三种类型：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进而探究其调适府际关系的独特作用机制：即宏观上缓解府际关系结构性张力；中观上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横向地方竞争、改善纵向府际协同机制；微观上弥合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形成相互嵌构的府际关系调适网络。在此基础上管窥国家治理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适用性、渐进性、务实性和目标导向性逻辑。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展现出中国政府治理借助行政升格这一政策工具的灵活配置，超越韦伯式官僚制的固化，促进府际关系的生机和活力，蕴含独特的中国政治智慧，并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国际化传播与理论化提炼提供新的素材和分析视角。     

论网络侵权责任中的“反通知—恢复”规则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急需一个安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随着网络信息业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为保护公民言论自由、净化网络环境,最高院特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进一步肯定了确立网络侵权责任中的"反通知—恢复"规则的必要性。因此探讨反通知权的行使条件及内容以及"反通知—恢复"规则的困境和出路显得极富实践意义。     

论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生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现在,人类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次历史转型是以全球化运动开辟道路的,全球化对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呈现出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一种社会结构必然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全球性社会结构,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中心地带国家对边缘地带国家的控制、支配和奴役.同样,在一国内部,这种结构也带来了不平等和非正义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解构,人类关于平等、正义的理想才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希望,从而为人类合作应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中央—地方吏制范式分析与改革趋向

中央—地方吏制主要有三种范式:"地方分权式"、"中央集权式"和"还权于民式",其各有优点与缺点。若实行法治,要求"中央集权式"取代"地方分权式";如果要推行民主,则要求"还权于民式"取代"中央集权式"。或许最佳的中央—地方吏制是普选基础上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混合。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难题: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制度难题。首先,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集体选择过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对个人偏好进行加权。其次,如何处理和应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防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主义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提出了从制度的层面来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