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化：困惑与前程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情况,政治安全问题突出,架构竞争日益明显,东盟、中国与美国等关键行为体的东亚战略进入调整期。但是在复杂的现象背后,以和平、发展和繁荣为目标的东亚一体化基本面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东亚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地区合作前景依然乐观。根据对新地区主义理论、欧盟经验和东亚模式的分析,文章指出东亚地区化应坚持软性制度主义、不对称互动和过程主导,并提出了坚持东盟制度中心、加强大国战略协调以及推进10＋1务实合作的政策建议。     

美国视域中的“印太”:从概念到战略——基于对美国主流智库观点的分析

在特朗普政府将印太战略作为处理美国与亚洲关系核心原则的背景下,这一战略的多重内涵、实施限度与发展趋向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鉴于智库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影响,本文以美国主流智库发布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从地理概念到区域概念,再到政策和战略概念三个层次的演进,使"印太"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新话语范式。作为区域概念,"印太地区"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演进趋向的捕捉和判断。作为战略概念,"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迎合地缘政治发展趋势对美国亚洲战略和对华战略的再调整和再规划。受制于国内可供动员的战略资源不足,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和伙伴国战略利益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印太战略的实施尚面临诸多局限。其中,印度作为战略核心伙伴国、东盟作为外部潜在支持力量以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与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合作与竞争,是影响该战略能否取得内部支持和外部认可并决定其发展走向的主要因素。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规范·制度·共同体——东亚合作的架构与方向

近来，围绕东亚一体化的制度、架构与方向的讨论非常活跃，各方纷纷抛出自己的倡议与构想，“共同体”再次成为东亚合作中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地区主义的相关理论与东亚合作的现实进展两条脉络入手，探讨东亚一体化的未来架构和发展方向。文章指出，规范和制度是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要素。东盟方式和东盟中心仍将是东亚合作的主导规范，多重层叠和不断扩展的制度网络是东亚一体化的动力和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模糊性和过程性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特点和现实选择。     

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中国的新亚洲战略

地缘政治探讨地理因素与国家间权力兴衰的关系。由于英美霸权相继主导国际体系的发展,麦金德式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成为主导范式。在整个20世纪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欧洲是争夺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亚洲只是边缘角色。但21世纪初始,中印崛起引领亚洲崛起,这一区域的权力增长和变迁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同盟体系以麦金德的"枢纽"为核心推动"印太"战略,试图压制中国。但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东亚盟国实力地位下降,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正在经历从东向中心的偏移,特别是中国正向着亚洲中心位置回归。中国基于共同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积极推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亚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适应区域内国家的多重战略目标。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新视野,超越了以压制挑战者为特征的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东亚区域化现状中的争议热点除了大国关系,还有一点在于,东盟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合理。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受到质疑,与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弱小有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东盟的重要意义。从区域治理的视角来观察东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东盟的积极意义。东盟治理的独特机制是在长期的国际互动中形成的有效制度形式,构成了东盟相对成熟的制度能力,也是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来源。随着东盟将其区域治理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区域,切合东亚现实状况的东盟治理机制将为东亚区域化提供不断推进的有利选择。     

中国的东盟政策:误解与正解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全方位推进,加之近年来南海争端持续发酵,国外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炒作"中国正在分裂东盟"的论调。其实,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不仅一直公开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认可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角色,而且全力发展与东盟组织的关系,通过参加GMS合作助力东盟一体化和东盟共同体建设,高度重视东盟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的作用。中国不但没有谋求分裂东盟,反而全方位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和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了应对国外部分学者的炒作、消解部分东盟国家的疑虑、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国除了继续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扮演领导角色外,还要加大在南海问题上全面落实"双轨策略"的力度,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中国—东盟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合作网络。     

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

东亚合作机制创立至今已超过10年。学界和政策界开始反思这10年历程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是否坚持搞东亚合作,是否坚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是否将美国引入东亚峰会等等。而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历来是争论的焦点。质疑者会问,“小马能拉大车吗”？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东亚合作的命运。     

美国“重返亚洲”对东亚合作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并未从本质上改变美国的东亚战略,改变的只是政策手段,这些政策手段对东亚的多边和双边合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多边合作方面,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加入东亚峰会的行动,实际上解构了东亚合作进程,大幅降低了东亚合作的前进动力;在双边合作方面,美国充分利用东亚安全关系中的裂痕,加强与东亚盟国和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这些策略有效地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即防止东亚一体化深入发展,限制东亚大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持美国霸权地位。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中国FTA战略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目前呈现一种"多框架并存、竞争性合作"的特点。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主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美国力推TPP以介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二是港澳台进一步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对此,中国需冷静应对TPP,同时积极促成东亚"10+X"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并积极联合港澳台,共同谋求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