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制度偏好与对策启示

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选用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沿线57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数据,剖析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制度偏好发现:(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有着独特的制度偏好,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显著偏好于对有较差政治民主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2)中国企业会通过对制度环境的接近性和偏向性识别,寻求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扩张:一方面,中国偏向于对政治民主度与本国接近的东道国,尤其是对制度劣于本国的东道国投资扩张;另一方面,中国偏向于对政府效率和法治规则与本国相差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扩张投资;(3)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是中国企业规避制度风险的有力手段,有助于推动对制度环境较弱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浅析投资准入阶段推行国民待遇的条约法的实践及影响

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一般将外资准入权限保留给缔约国,缔约国能自由地决定外资进入的领域和条件。虽然有些投资条约规定必须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但国民待遇一般只适用于外资进入后的阶段。晚近出现的一些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中开始提出外资准入自由的概念,要求将国民待遇扩大适用到外资准入阶段,这些条约法的实践严重地削弱了东道国的外资管辖权,片面利于发达资本输出国的利益,应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亚五国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OFDI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受到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制度环境及产业基础的正向影响,而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劳动人口结构、我国与东道国贸易的紧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动机与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中的边际产业转移有所不同,投资目标更加多元化,更多地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从而也更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机制模式选择——以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BITs为视角

中国在加入<华盛顿公约>时声明将中国提交至ICSID仲裁管辖案件范围"限于征收补偿额争议",近年来的中外双边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却允许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提交ICSID解决.鉴于中国在SCO成员国中的投资状况,中国与SCO其他成员国的BITs应推行此类做法.     

经济主权原则在投资自由化下受到的限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的热潮,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卷入其中。基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国将不可避免地鼓励和促进对外投资,作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的经济主权原则始终贯穿于对外投资的整个过程,但在投资自由化趋势下,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限制和削弱了这一原则。一、双边投资条约。双边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投资者及投资领域、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及争端解决。在缔结双边条约时,东道国往往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目标做出一些妥协给予外国投资以优惠的投资条件。根据国际法,缔结条约双方必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FD I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区域分布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敏感度不高,行业分布显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政策的完善建议,以及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相关建议。     

简论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般例外规则

当前国际投资法律制度领域面临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促进外国投资与保护社会和环境两大原则之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国际投资协议开始引入"一般例外"条款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对"一般例外规则"在新一代投资协定中引入的原因、类型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推想,该举措将鼓励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构更多考虑国家对于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以缓解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协定和仲裁不正当束缚东道国监管权的担忧。     

论外资国民待遇的自动享有

外资享有国民待遇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享有,另一种是通过东道国的国内立法而赋予,对这种途径,学术界毫无异义。但对国民待遇能否自动享有,即受惠国依其与施惠国之间所订的最     

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待遇的适用阶段与例外——兼议中国之对策

非歧视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和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明确规定的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因素。各协定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存在较大分歧,焦点在于非歧视待遇是否适用于投资准入前阶段以及允许缔约国保留哪些例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投资章节核心规则解析

本文拟对TPP协定投资章节的核心规则进行法律解析,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全面保护与安全待遇、征收与补偿标准以及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机制等,以把握国际投资规则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结合我国近年来的国际投资法实践和国内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的需求,提供相关因应之策的思考。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跨国投资产业战略选择

跨国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深入分析跨国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以及产业选择的标准,对促进我国跨国直接投资产业的发展是极有益处的。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应以区位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分地区确定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选择目标市场重点,选择不同的投资结构。就我国经济特点而言,制造业、资源开发业、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应成为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     

上海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我国政府投融资管理中的一大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积极探索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总体发展比较稳健,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风险。新时期推进上海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投融资机制创新,要着力构建资金来源多样化、融资机制市场化、融资主体多元化、融资平台多层化的新型投融资体制,大力推进证券化、股权化、资本化、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创新,优化融资结构,提升融资能级,完善融资环境,更好地满足新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投融资需求。     

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

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亚洲国家中处于前列,但是地区之间的投资环境差距较大。改善投资环境应该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应当从实施优惠的激励性政策转向实施基于规则的规范性政策,坚持以人为本的导向,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基础上改善劳动投资环境,使全体人民受益,尤其让贫困人群受益。     

证券投资法律规制

证券投资安全问题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证券活动的监管,将其作为防范金融风险、保护证券投资安全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加大司法惩治力度,提升证券市场的监控技术,才能利用好境外资本.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机遇,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成长,从而保障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政府财政投资的法律规制

前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消极作用是增强了政府在投资领域的干预。庞大的政府投资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决策不科学,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应尽快出台《政府财政投资法》,科学界定政府投资范围,确保政府投资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监督,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机制来保证政府投资卓有成效。     

论技术出资之客体

技术是一种无形资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愈突出,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定出资形式。但技术的无形性决定了技术出资与有形财产出资相比更具复杂性。由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粗陋,导致实践中技术投资关系普遍混乱。因此,规范技术出资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双边投资条约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中国视角

双边投资条约已代替模糊的国际习惯法形式而成为当今国际投资法的最主要的法律形式,从中国视角对国际投资法由形式至内容的这场变革作出确切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双边投资条约是两大阵营在国际投资体制陷入僵局之后,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所选择的打破僵局的灵活方式,这一新的法律形式对国际投资保护法及国际投资自由化法律的发展各有不同。双边投资条约至今仍是以特别法形式存在的双边条约,从中并未产生确定的国际习惯法。     

尼日利亚外资立法研究

自1914年英国殖民者将尼日利亚南北摄政区统一以及第一次建立尼日利亚议会以来，历届尼日利亚政府都十分注重外资立法。尼日利亚试图单从“法制”的角度营造引资的内部环境，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收效甚微，这不但涉及尼日利亚的法治建设而且也关系到自身的民主政治建设。     

外资税收优惠问题探析

税收优惠对于我国吸引外资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外资税收优惠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并加以适当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