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伪证罪主体比较研究

伪证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在历史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之视为犯罪并予以处罚。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也十分注重惩治伪证罪,都分别在其现行刑法与现行“刑法”中对其加以明文规定。撇开两岸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伪证罪的其他构成要件不谈,单就其各自刑法与“刑法”对伪证罪的主体之规定而言,就存在颇多差异。本文试就两岸间伪证罪立法中的主体问题进行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侵害商标犯罪立法之比较

侵害商标的犯罪及其惩处,大陆和台湾刑法中均有规定。但由于两岸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两岸刑法中关于侵害商标犯罪的规定有同有异。比较其异同尤其是其差异,明确二者之优劣,对于完善大陆刑法中惩治侵害商标犯罪的规定,促进大陆市场经济的迅速健康发展,保护已注册商标所有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罪名的比较 (一)两岸侵害商标犯罪的立法概览     

论刑法上的自救行为

某日,盗窃犯王某正在自由市场兜售其所窃取的收音机、手表、衣服等物品时,正好被失主小张发现,确认是其被窃之物,当即上前将财物夺回。小张是否构成抢夺罪?类似这类问题,就与自救行为有关。鉴于目前刑法理论界和立法界对这一问题都未引起足够重视,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刑法上的自救行为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两岸走私犯罪立法比较与借鉴——兼论走私犯罪类型化立法

走私罪是违反海关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两岸立法分别采用刑法典和特别刑法的形式对走私犯罪进行了规定,但在走私犯罪成立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两岸走私犯罪立法基本上是以犯罪对象作为标准,体现了类型化立法的特点。但大陆刑法类型化立法不彻底,导致司法解释频繁。建议大陆刑法走私犯罪立法采用例示法,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并通过发达之刑法解释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刑法解释对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影响及对不当影响的纾解

刑法解释结果的不同可能影响从旧兼从轻原则最终的适用结果。溯其根源，从旧兼从轻原则不是对刑法规定的简单比较而是涉及到行为评价。刑法司法解释等有权解释的介入也完全可能改变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结果。刑法解释对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影响可能会造成司法不统一的不良局面，并且破坏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基本逻辑。刑法解释对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影响虽不可绝对避免，但是部分不当影响应当得到纾解。具体而言，应当避免通过刑法司法解释等有权解释进行司法入罪，同时在立法竞合化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可强化立法必要性的论证，提高立法技术，从而减少刑法解释对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不当影响。     

两岸缓刑制度的新发展与比较借鉴——以缓刑制度的刑法价值为视角

本文以缓刑制度的刑法价值为视角，着眼于世界范围内刑法轻刑化、刑罚结构非监禁化的变革趋势，从制度及其体现的价值层面分别分析了我国大陆刑法缓刑制度和台湾地区刑法缓刑制度的最新发展，特别针对缓刑的适用范围、缓刑的实质条件、缓刑的撤销方式、缓刑义务、少年缓刑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深入分析，提出了若干可供先互借鉴的建议，以助益于两岸刑事立法和司法适用。     

试论新背景下《刑法》第388条的适用

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后新的背景下，本文从立法意图、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比较等方面对《刑法》第388条的适用问题阐述个了相关见解法。     

论抢夺罪的公然夺取

抢夺罪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相当高的发案率,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抢夺案件的日益增多,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出发,对抢夺罪公然夺取进行了初步探讨。     

海峡两岸刑法罪种研析

对我国海峡两岸的刑法规范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研究,会有助于两岸刑事法制的互相取长补短和共同进步,也是正确解决现阶段两岸交往中出现的刑法问题,进而促进两岸交往健康发展的现实而迫切的需要。一、相同相近之罪种 (1)关于国事罪。在国事罪中,台湾刑法分则与大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相同或相近的犯罪主要有:台湾刑法第100条规定了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的普通内乱罪,大陆刑法第92条规定了阴谋颠覆政府罪或阴谋分裂国家罪;台湾刑法第104条规定了通谋外国或其派遣之人,意图使“中华民国”领域属于该国或他国的通谋丧失领域罪,大陆刑法第91条规定了勾结外国,阴谋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背叛祖国罪。此外,有关间谍、资敌等方面的犯罪在两岸刑法中也均有规定。     

反思非对称性刑法立法——以《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为契机

非对称性刑法立法是指刑法对相同或者相似情形作不相同或者不相似的规定,包括在罪责刑关系上的纵向不对称立法和横向不对称立法。我国《刑法》总则的刑事管辖权、犯罪主体、犯罪停止形态等规定和《刑法》分则在罪与刑、罪与罪的关系上存在大量非对称性立法。过多的非对称性刑法立法对刑法结构和价值产生了较大冲击,为弥补非对称性立法缺陷而进行的刑法解释适用又造成了新的法律冲突。刑法立法应当坚持相对对称原则,只有当刑法规则要素和刑法规则适用条件发生了明显改变时才能进行非对称的差异性立法。《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通过修正非对称性刑法规定,有助于实现国有单位人员与非国有单位人员渎职行为的对称性入罪、促进贿赂犯罪法定刑的对称。     

海峡两岸刑法中数罪并罚适用制度的比较研究

数罪并罚是刑事裁量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近来,随着我国台湾地区修正刑法的颁布,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通过海峡两岸刑法中关于数罪并罚适用的规定及理论见解的比较研究,这将对大陆刑事立法和刑事理论研究之完善有所裨益。     

海峡两岸反洗钱法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流日益密切,两岸间的跨境洗钱活动也愈发猖獗,已严重侵犯了两岸经济秩序与社会安全,因此,两岸携手共同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两岸间反洗钱立法是进行合作的法律基础.通过对大陆<反洗钱法>与中国台湾<洗钱防制法>内容的比较,主要包括:立法宗旨之比较、洗钱对象及其来源之比较、反洗钱义务主体之比较、反洗钱国际合作之比较、法律责任之比较,彼此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期促进两岸反洗钱立法的完善,从而为两岸进行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构建法律基础,以共同惩治两岸间洗钱犯罪,促进两岸金融与经济安全,维护两岸和平与稳定.     

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溯及力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是指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我国刑法对于溯及力问题,从实际需要和罪刑法定的要求出发,采用了从旧兼从轻原则。刑法立法解释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当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在适用上发生冲突时,不能简单地以“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选择适用。     

转化犯探析

在刑法理论的研究中,人们提出了转化犯的概念。如果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去分析,转化犯的提出是有其理论依据和事实根据的。转化犯作为一种犯罪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种揭示这类犯罪的科学理论,已被以往的立法和司法所应用,例如我国刑法第153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     

刑法立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立法解释是指在需要进一步明确刑法规范具体含义或者因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刑法适用依据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法定程序对刑法作出的专门性解释文件;其形式专指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特别标明解释刑法条文的规范性文件;其程序包括提出草案、拟定议案、审议和通过草案以及公布规范性立法解释文件;在当前我国国情之下,对于立法解释的存废问题,主张在肯定刑法立法解释合理性的前提下限制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     

析转化型抢劫罪的三个争议问题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条针对三种犯罪行为因情况发生变化而转化为抢动罪作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本条时遇到不少问题，现就此谈一点浅见：一、转化的前提是否必须构成犯罪对此，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转化的前提必须是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理由是刑法明确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只有当上述三种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也就是具备法定的犯罪构成要讲时．才能适用本条，如果…     

刑法解释的功能性考察

刑法解释做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桥梁和纽带,在刑事法体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对现行生效刑法解释的实证分析后,可看出解释资源的流向和分配。刑法解释的"入侵"立法现象,固然有其实用价值和即时作用,然而,对刑法解释的功能性考察,必然要求"立法的归于立法,解释的归于解释",使得刑法解释作为刑法立法到刑法司法的良性承继,发挥其明确、安全、具体、可操作的功能。立法原意的重新解读和挖掘,或可为这种承继发挥作用。     

再论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对公然盗窃论的质疑

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有旧界分说与新界分说之争。新界分说对旧界分说的批判有其合理性,但将抢夺罪界定为以对物暴力的手段夺取被害人紧密持有财物的观点,脱离了中国刑事立法的语境,忽略了盗窃罪与抢夺罪事实上罪质相当、不具有阶梯性的特点。维持刑法解释传统的延续性,应坚持旧界分说,但在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一致时,应按照抽象事实认识错误处理。不论是紧密占有还是松懈占有,公然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均应认定为抢夺罪。盗窃既遂后被发现进而追赶的,不属于公然盗窃行为;盗窃行为实施过程中转化为抢夺的,按犯意转化的原则处理。     

论特别刑法与刑法典的修改

特别刑法是修改或补充刑法典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和。基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刑法典存在的缺陷、刑事政策的调整和刑法理论研究的推动，我国近些年颁行了大量特别刑法。特别刑法这一立法方式本身具有适应性强、及时灵便、针对性强的优点；但同时亦有立法随意性大、冲击刑法典的弊端。从我国现行特别刑法立法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被破坏、重刑化倾向明显、法条关系紊乱、罪刑关系不协调以及罪名不清、适用困难等是其几个重大缺陷，在修改刑法时应对之予以完善。在全面整合特别刑法时，应以编纂的方式进行系统立法，全部纳入刑法典；应坚持原则性，讲究技术性；并应明文规定刑法典同特别刑法的关系。     

建议取消刑法第267条第2款之规定

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处罚。此规定立法的理由是抢夺他人财物本属抢夺罪,但行为人实施抢夺时携带了凶器,对他人构成人身威胁,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抢劫罪特征,故转化为抢劫罪,所以应按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此规定既不合理,也无必要,应予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