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探讨

法学界对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关注与研究较少,但政府垂直管理却是我国目前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在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存在诸多困惑与问题,很有必要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视角对我国政府垂直管理问题予以分析。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与扩大,使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的宪政精神,将是实现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法治化的发展路径。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探析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存在事权范围不清晰、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划分缺乏法律依据、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不足等问题。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属性,科学界定央地事权范围;理顺各层次政府间关系,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责任划分法治化;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充分调动并激发双方积极性的基本路径选择。     

央地财政事权改革正式启动

正2016年8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2016年至2020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路线图,今年将率先在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启动改革。这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首个央地事权划分意见,将成为今后政府花钱办事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分税改革二十年后再启

<正>据《经济观察报》2月8日报道,分税改革20年后有望再启。财政部已经将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提上了议程。按照财政部的安排,政府间财政关系主要是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表示,目前我国中央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只有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平衡的发展     

我国地方立法制度的宪政定位与完善

我国地方立法在宪法中没有得到完整的体现",较大的市"的宪法地位不明确。这种不明确导致地方无法参与到中央立法的有效博弈之中,同时也影响了中央立法本身的施行和中央与地方争议的有效解决。对地方立法制度的完善应该体现民主参与、维系国家稳定、分权和利益均衡的原则。在具体的宪政制度设计上,需要在宪法中确立地方立法的地位及约束机制,规范地方立法主体的增补和清退机制,强化地方立法的自主度和优势。     

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

各级政府间财权、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突出问题,即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财力分配中"内外不清";政府间事权划分缺乏制度规范,事权范围划分随意性大;事权与财权、财力之间没有建立起刚性互动机制;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清;转移支付体系总体设计不尽规范,监管力度不足,出现异化倾向;权力配置上存在头重脚轻,财权、财力划分上存在头轻脚重等现象。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应处理好五个关系:正确处理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坚持以事权定财权;正确处理事权与财力的关系,坚持以事定支的原则;正确处理财权与财力的关系,坚持财权划分为基础、财力转移为辅助的原则;正确处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关系,坚持适度分权的原则;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具体的举措是: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事权关系,为建立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奠定基础;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税种,适当扩大地方税权,增强地方财力;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适度采取差异性的财税政策;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规范转移支付行为;加快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缩减政府财政级次;完善《预算法》,保证财权、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可预期性。     

利益结构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其法治化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两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关系上既存在显性的一致性,又存在隐性的差异性.由于权力划分的不明确与利益竞争的失范,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呈现出不协调,而唯有法治化才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途径与理想模式.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研究

本文在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作者认为,要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实行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混合体制。为此,要在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还要发挥法律和政策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过程中的作用。     

地方政府职权设置新思考

我国地方政府职权设置存在着职权范围缺乏严格限定、职权内容规定粗糙、职权项目不配套等问题,这不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为此,应按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即体现服务理念、突出服务职能、优化政府行为,合理设置地方政府职权。合理设置地方政府职权的路径是:以政府职能转换为核心导向,明晰地方政府的职权领域,重视财权的配套安排,完善地方政府职权设置的相关法律,规范政府内授权行为。     

政府管理职能的五项变化

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进行各个方面的配套改革,是政府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过去,我国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改革的尝试,但只限于在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之间划分权限上做文章,在企业隶属关系的上收与下放上转圈子,没有触及赋予企业以经营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由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按照《决定》提出的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我们认为各级政府通过改革,应该在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上实现五个转变。     

论我国地方立法权限的明细化

地方立法权的明细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的内在要求，我国目前关于地方立法权限的规定还较为模糊，严重制约着地方立法的健康发展，有必要通过宪法和相关法律对中央和地方、各地方立法主体、立法法规定的“不抵触”原则作出明确和细化。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初探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建设,理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管理体制,是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从四个方面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在管理权限上实行两个转变 近几年,中央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其基本方针和原则是比较明确的。但就地方党组织而言,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限和管理对象缺乏统一的划分规定,存在     

民主集中制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法则

我国的政府体系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原则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并没有转化为科学的法制规范。以至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若干重大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要使中央与地方关系保持一种良性化发展的态势，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中央与地方关系纳入民主集中制的法制规范之中，尤其是把民主集中制规范为一种操作性和刚性兼并的法则。本文着重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法制构建，其目的就是使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地方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受到法制规范，并使地方政府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政治、经济和法律责任。     

央地关系之中央权威的加强——基于社会管理的视角

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存在都与央地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政令不通也是其表现之一。尽管中央曾多次采取措施予以调整,但都成效不大。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的不明,另外也与中央的监督缺乏力度、信息不够灵敏有很大关系。只有实现央地权责的法治化,并充分发挥公民的监督力量,才能治愈"政令不通"的顽疾,才能进一步树立并加强中央的权威。     

建立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的几点思考

一、建立领导职务任期制需要把握的几项原则 领导职务任期的确定,必须把握以下三项原则。 (一)领导职务的任期必须与党委、政府的届次相一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既领导立法又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根本的治国方略。毫无疑问,干部制度改革必须遵循和体现这些根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对政府的任期,《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委的任期都有明确规定。     

加强宏观调控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平稳与否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但新时期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的隐性规避中央宏观调控,有的公开与中央政府"抗衡",有的预期政策、提前行动。这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干部评价机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没完全理顺、地方政府的行为越位和错位、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行为与约束机制弱化、中央宏观调控"一刀切"等原因导致的。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大力维护中央权威,明确中央与地方权限,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国际视野中的大部门设置

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的数量及其在中央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应考虑到政府决策体制、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机构设置数量的典范,美、法、英等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部门数据经常被引用,提出我国国务院工作部门设置可以参考它们。如果这样的话,那改变的就不仅仅是部门数量,而且会影响宪法规定的国务院决策体制。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中央政府部门的数量受到部门种类、部门职能和决策体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     

完善地方人大权力机能的几点意见

地方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同级国家机构中居于全权和首要的地位。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基本职权可概括为决定权、监督权及任免权,以行使三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机构具有相应的决策功能、监督功能和任免功能。为了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如何完善地方人大权力机能,应该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中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提高地方政府执行力 完善行政问责制

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历次实行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领导制度、精简机构、下放权力的改革，还是政府职能转变，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履行政府执行这个根本功能。我国《宪法》规定，中央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