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保护

针对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我国劳动立法对其是否受法律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立法还存在比较混乱甚至矛盾的情况，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事实劳动关系纠纷带来了困惑。本文对我国事实劳动关系法律保护中的不足及立法建议进行了探讨，以期解决事实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问题，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司法解散制度及其功能归位——以司法解散和公司僵局破解的关系为视角

从公司僵局破解的角度规范司法解散制度,是我国司法解散制度的基本立法思路.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司法解散仅仅限定于公司僵局这一范围,而没有穷尽司法解散应有的范围,从而使司法解散制度局限于公司僵局救济之中.立法上的定位不准给实践中司法解散的适用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此,对司法解散的正本清源和司法解散与公司僵局破解分别作出规定,是解决司法解散实践难题的根本出路.     

司法裁判中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以两起影响性诉讼为样本

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是司法裁判理论中的难题,中外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区分上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制度。法官在事实和法律之中纠缠的困惑,反映出疑难案件裁判的困境和无奈。对区分问题的考察应结合刑事诉讼的性质进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区分问题的合理出路。     

我国环境司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我国环境司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制度不健全、司法独立缺失、政府部门不作为等。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加大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环境审查力度,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设计,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法官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专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国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及其特点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或法院判例的形式确定了各具特色的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并体现出某些共同特点:对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采用灵活的司法审查标准;采用正当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采用合法性与合理性兼顾的司法审查标准。     

论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废止及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构建

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的设置是基于兼顾司法成本与效率的考虑,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并未发挥立法的预期作用,因而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完善论与废止论两种不同观点。完善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不论是从立法理由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还是从"破窗理论"来看,特别自首制度都不应继续存在。当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被彻底废止之后,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相对于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而言存在诸多优势,它能够更好地解决贿赂案件办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浅谈“民事执行难”

长时间以来,我国案件的执行问题尤其是民商事案件的执行问题是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案件的结案效率,给人民法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执行问题是我国社会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也是棘手问题,如何及时有效地解决,关系到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化解这一司法难题。为此,建议制定单独的民事执行法;进一步完善信用体制;取消"预收申请执行费"制度。     

证据信息研究

证据中的信息分为事实信息与审计信息,事实信息与审计信息都产生于既定过往的某个事实,事实信息证明待证事实,审计信息证明事实信息。将证据以载体承载着事实信息与审计信息的方式予以定义,对法学理论、立法实践以及司法实务具有重大价值推动作用。     

论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问题——以公司人格否认为视角

公司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问题是困扰司法实务界的一个难题。各国立法例、我国学术界及司法实务界对公司地位之设计,从理论上讲均存在悖理之处,实践操作上也有诸多不便。笔者认为,在派生诉讼中并不必须给公司一个当事人地位,可以直接否认公司人格。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反事实分析与公共政策制定——以“自行车难题”为例

本文尝试将反事实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制定,用于预先评估某项公共政策可能引发的预期效果和非意愿后果。选取城市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为案例,探讨反事实分析法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应用方法和分析过程。现有研究认为,惩罚成本过低是导致"自行车难题"的主因,因而提高惩罚的治理政策就能解决"自行车难题"。本文采用犯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反事实分析,系统地考察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的社会效果,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惩罚严厉的治理政策仅考虑了单一的盗窃成本与收益,但实际上犯罪者的行为选择受各种社会条件制约,严厉的惩罚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并有可能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非意愿后果。单一政策目标和复杂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公共治理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政策制定中引入反事实分析则是避免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我国反恐诉讼证据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施行,是我国反恐立法的重大进步,然而该法并未完全解决我国反恐诉讼中的证据不足、情报向证据转化难、证人出庭作证难等问题。应通过适用证明责任倒置、发挥情报证据效力、适用事实推定、完善证人保护等来解决反恐诉讼中所遇到的证据难题,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平衡好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标。     

侦查理论研究的两种新视角

从侦查基本理论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出发,“纯粹侦查学”和“刑事司法系统”为两种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区分事实和法律两个范畴,“纯粹侦查学”的研究视角认为侦查主要解决事实问题,“刑事司法系统”的研究视角对侦查的功能进行了新的界说。     

论感知事实及其证据法意义

在诉讼证明中经过证明的事实并不是该事实自身,它只是人们对过去发生、通过证据证明为真的待证事实的正确认识。不管是行为或者事件,任何事实只要发生,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人们事后对该事实的证明,只是对该客观事实的认识,因而是一种感知事实。对感知事实进行研究对完善证据立法、促进司法公正以及解决证据法学中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监视居住制度的问题及其废除

监视居住制度因其存在很多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广泛批评,一直有废除监视居住的呼声。最近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采取了保留这一制度并对其进行补充完善的作法。但是,监视居住执行方式无法准确把握、被执行人同住人的人权无法保障和司法资源的制约使监视居住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是通过立法上的补充完善无法解决的。因此,为了避免监视居住的异化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和对公民人权的侵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废除监视居住制度。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现状和前景

行政权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一新型诉争是每一个法治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司法途径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我国虽未建立完善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但却早已有了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活动和立法基础，因而尽快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正当防卫的司法实践及其完善

正当防卫条款的实施环境和实施主体影响正当防卫的实践样态。目前，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存在司法实践与立法规范有距离、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割裂的问题，涉及立法、司法及话语三个维度。通过对立法规范、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本质进行探寻可知：我国正当防卫立法规范采取的是以国家和公共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叙事模式，学术话语青睐以个人权利为重的自由主义叙述，而大众话语则倾向用情理和道德话语来讨论这一问题。正当防卫新实践通过综合各类价值，在既采取权利话语，又兼顾情理考量的基础上，将不同叙事模式统合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底色之中，凸显了我国解决正当防卫问题独有的伦理逻辑、行动逻辑和事理逻辑。     

论行政裁决

民事争议传统上由法院管辖。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和民事争议技术性、专业化的增强，行政裁决已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实。如何正确认识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完善有关行政裁决的立法，提高行政司法质量，解决既要及时处理民事争议又要有效监督行政行为的矛盾，正是本文探讨所在。     

未成年人法的困境与出路——论《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

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立法存在的问题,应着重解决保护未成年人责任稀释困境、涉法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缺位、困境儿童国家监护制度不健全三大难题。尽量少改和不打破现有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将亟需立法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修订现有法律的方式解决是现实和可行的方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宜适度"福利法化",将修法的重心定位为保护困境儿童及未成年人的受保护权;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宜进行"少年法化",将其改造为司法性质的少年法典,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其他相关法律也宜进行配套修改,将未成年人法确立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改变未成年人法附属于成年人法的"小儿酌减"状态。     

司法公正视角下的执行难及其矫治

执行难的实质是司法不公。它的成因在于立法对申请执行人的不公正和法官的渎职行为。要解决执行难,首先应从立法入手,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通过追究法官不依法执行裁决的法律责任,努力消除司法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