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与优化

从党内法规体系建构的历程来看,党内法规经历了起步与初创、探索与规范、转型与创新的制度化过程,逐步向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发展。面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探索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既要依赖制度体系承继,又要正确看待党内法规体系构建困境,从制度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与张力中,探究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执政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法治生成机制研究

执政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法治生成机理是融合内生型和外生型法治的优点,实现自然演化与理性建构相结合的共生;其发展逻辑是健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实现由浅层法治向深层法治的转变。构建执政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法治生成机制,需要树立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的法治理念,实现国家法治文明与政党法治文明的共生共长;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的创新,使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相协调;推进党的领导行为和政党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与政党权力的良性互动。     

我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的完善路径

目前中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法律体系不完整、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调不顺畅、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应当重塑立法理念;协调国家反腐法律与党内反腐法规的关系;健全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健全对权力腐败的预防性治理法律体系,健全公务员考核激励机制的法律规范;重视反腐败立法的国际合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完备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党内法规的法域属性和完善路径探析

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组织建设、组织规范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规范及原则。现阶段,党内法规还存在与法律衔接不畅、可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度不够等亟待完善之处。因而,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党的内部治理水平。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反腐法制建设及其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视反腐法制建设，形成了包括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在内的，由规范从政行为、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惩处违法违纪行为、反腐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等方面法规制度构成的反腐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反腐法制建设体现出坚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相衔接、注重制定反腐败的基础性法规制度、注重制定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法规制度等特点。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困境与实现路径

随着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不断推进,党规与国法在实践中的不衔接不协调的问题逐渐显现。要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必须遵循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和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这两个基本原则。然而,当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立法规划、审批发布、内容及实施方式上存在不衔接不协调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此,需要科学地编制党内法规的立法规划,做好立法的统筹工作,逐步完善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并完善党内法规的清理和解释机制,以在制度的框架内实现两者有机的衔接协调。     

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绩效评估的制度缺陷及改进——以实现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为视角

地方政府在实现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绩效评估进行理论与制度分析,深入探讨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导向下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绩效评估制度存在的概念功能不足、内容体系缺陷、执行过程阻滞等问题,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分类指导、健全保障体系、借鉴国外经验等改进路径,为加快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绩效评估制度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融合、助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实现提供借鉴与思路。     

党内法规的效力研究

党内法规的效力是其生命所在,完善的效力规定有助于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提高党内法规的可执行性。从法的效力视角分析,研究党内法规的效力既要准确界定由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效力三个方面所构成的党内法规的效力范围,又要理顺党内法规的内、外部效力关系,解决党内法规的效力冲突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新时期,应当统筹党内立法,加强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与清理编纂工作,提高党内法规的制定质量,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与衔接。     

以法治精神统领管党治党

以法治精神统领管党治党,就是以宪法党章为至上原则,以法律和党内法规为基本准绳,以制度规范为主体方式,把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有机结合起来管党治党。为此,执政党要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完善宪法法律,促进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同党的纪检部门紧密衔接。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循党章,充分尊重党员民主权利,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制度。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建立健全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强化党内法规的执行力。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